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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区分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
如果没有资本账户预算，那么名义预算这一指标就难以刻画政府支出和收入对经济的影响。举个极端的例子，通过长期租约把五角大楼出售给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即可大幅削减政府的名义赤字和长期债务（funded debt）。此外，为应对名义预算平衡的压力，政府若租用而非自有办公场所、交通工具、电脑及其他各种设备，亦可小幅削减赤字，这种做法虽无效率，但却更加普遍，也更为扭曲。在同样的压力下，政府各部门也不愿采用节省人力的资产设备。
通过这些做法来削减名义赤字，对整个经济而言毫无意义。除非金融部门确实对日益扩张的公共事务导致的名义公共债务扩大深感恐惧，否则上述种种做法只不过是以私人部门负债替代了公共部门负债。欲避免政府做出租用而非自建或购买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这种无效率的决策，使决策制定更加合理，就需要采取完整、全面的资产负债表思路。这就不仅包括像建筑物和公路之类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资产，而且包括诸如军人和公务员的养老金，以及社会保障资金之类的短期负债（unfunded liabilities）。
基于分期支付的部分或全部教育支出，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按照这种思路来考虑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当然，在现有资产评估与折旧率设定方面可能仍然存在某些问题，但这些不过是公司会计中类似问题的简单延伸。只有采取这种通观全局的思路，才能恰当地评价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率、对子孙后代面临的遗产等方面的影响。
社会保障对预算问题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做出较大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养老金部分，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连锁信或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在目前的养老金制度安排下，每一代人在整个计划处于扩张期或刚刚开始扩张时就获得收益，这些以现值形式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他们对该计划的支付和贡献。这一代人的收益，通过下一代人的纳税来融资，而下一代人之所以愿意承担这种税负，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收益可以依靠再下一代的纳税。若找不到新的受骗者，连锁信或庞氏骗局即告破产，而社会保障计划却能迫使新的一代保持忠诚。
即便如此，不论出于何种原因，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一旦出现大幅收缩，整个体系将面临严峻的问题。当代人的受益通过下一代人的纳税义务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这对后者来说都是一种负担。与长期负债的区别在于，这种情况下的资金数量并不固定，并为确保义务的履行开征了一项专门税。进一步，开征工资税之后，因为人们预期未来的收益将会增加，从而不会降低工作的热情，所以工资税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将大为削弱。此外，经过未来预期收益的冲销，工资税剩下的部分所造成的额外负担，要比其他间接税负的额外负担更小，因为除工资税之外任何一种为支付受益开征的间接税，都缺乏与受益相应的课税对象。
养老收益计划在刚刚起步阶段，确实带有某种庞氏骗局的因素。然而，如果实行完全储备计划，那么实质性的受益支付将延宕至久，从而该计划在政治上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并且，如果支付能力不足而仍勉力运作的话，将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的下行压力。即便像现在这样的养老收益计划，税收规模远远超过了初期的支付规模，也仅有很少的储备。此外，尽管养老计划受益者对未来收益的权益与日俱增，但一般而言，他们却不能扩大当前的支付规模，不论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1937年秋季的严重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在这一问题上措置失当造成的。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
在美国，教育主要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务，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全面综合的视角来考虑各级政府财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至少需要评价其对整个经济宏观层面的影响。除了某些较小比重的教育支出，特别是针对大学层次的支出，可视为对“快乐的大学时光（人生中最短暂也最快乐的时光）”的经常性支出（current expenditure）之外，几乎所有的教育支出都应视作投资性支出。教育投入是可以带来回报的，教育可以提高未来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增加未来的收入从而拓宽所得税税基。以投资来看待教育投入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恰当的投资水平，确保接受教育的学生在其一生当中能够分期回报。
职能财政
除去资本支出并对过去的投资提取折旧或摊销，即便经过这样的校正，在某种程度上将经常账户的赤字或盈余理解为“职能财政”（阿巴·勒纳的提法）也更为可取。赤字用来吸收那些未能形成私人投资的储蓄，不论何种储蓄，只要是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下未能进入市场需求方的，一律照单全收。由于当前对平衡预算的痴迷已成为一种风尚，因此上述思路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平衡预算是以一种毫无道理的信念为支撑的，据说赤字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同时又担心职能财政必然导致政府支出扩张，而政府支出必然是既过度且浪费的（至少在边际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通货膨胀病原学
然而，赤字本身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同样，平衡预算也不能确保稳定的价格水平。通货膨胀是各种价格分别独立上涨之后的总结果。有些价格是在竞争性的、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市场中形成的合理价格，有些价格则由买方确立，而越来越多的价格则由卖方确立。只要提高价格带来的销售收入增加大于销量减少的损失，卖家就有动力提价，而现在卖家提价的空间越来越大了。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在于商品的日益繁复和产品的差异化，不论出于其固有属性还是人为因素。
在商品终端零售层面，消费者日益被各种虚浮的广告和花哨的品种搞得晕头转向，“货比三家”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从而每一个卖家面对的都是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就中间投入品而言，在规格性能和配送时间等方面，采购方的要求越来越精细，因此供货产品的专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综合考虑各种后果之后，买家并不愿仅仅因为微小的价格差异而更换供货商。
在劳动力市场上，除了工会的力量之外，企业需要的人才也越来越专业化，社会压力也要求企业对待员工更加慷慨大方，从而，面对“薪水至少和成活成本同步上涨”的要求，雇主很难拒绝。只有在面临异常激烈的竞争（如放松管制后各家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或来自国外的竞争时，人们才能接受实际工资的下降，甚至仅仅是工资水平未能实现预期的增长（基于总体生产率的提升）。
货币政策的无能
总的结果是，价格水平将具有上涨的内在趋势，并且独立于预算赤字。只有出现大规模的资源闲置，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闲置即失业时，这一势头才能得到遏制。除非资源闲置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否则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胀方面是无效的。而价格制定者既不懂得也不关心货币供给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由于现代的电子技术以及各种复杂的货币管理方法，减少货币供给只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
压制货币供给，只不过提高了利率水平。后果适得其反，价格制定者会把增加的利息支出视作成本上升，从而更加理直气壮地提价而非降价。只有货币收缩的幅度大到足以减少失业时，价格水平上升的势头才能终止。
通胀和失业的相关社会成本
目前，失业率达到7%以上，这一水平持续下去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似有必要防止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失业集中在小部分人群当中，这一失业率水平的危害就更大。失业将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上升，也会使得家庭破裂，可谓恶果多多。我们总不能把失业期间当作“三个星期的额外休假”。如果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那么至少在短期，通货膨胀比失业更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