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页
《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第9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准确地讲是预期的通胀率或通缩率低于实际）在效果上等同于掠夺，是对财富进行不公平的再分配。而失业则是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减少了可供分配的财富总量。其实，若能保证一个确切的通货膨胀率，那么通过利率的变化与长期合约的调整，人们就能适应这种通胀，而且基本不会导致总产出的损失和不公平的再分配。只有实际通胀率和预期通胀率不一致时，才会使长期交易蒙受损失。
实际上，通货膨胀的意外中止本身就是引发不公平的导火索。看一下欠债的农民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就能明白这一点。如果失业率能够大幅降低，比方说降到2%，即便代价是确保通胀率稳定在10%甚至20%，那么这一买卖也是划算的。当下的通胀率越高，通胀的前景就愈加难以预料。而且，除非有某些力量能够消解价格水平的上涨，否则低水平的失业很可能引发通胀率加速上升，最终导致正常的经济计算和交易完全无法进行。若不采用某种新手段，既能控制通胀而又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就没有其他长久的解决之道了。例如，已经提出的各种形式的税收激励计划就是一例。再如，对可转让权益的过度加价部分进行课税，也是一种办法，这一点下面会详细介绍。
赤字恐惧症和通货膨胀
在某种程度上，大规模赤字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的信念，已经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大规模赤字首先引发通胀预期，接下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加薪，一般价格水平进一步上涨，进而需要更大规模的失业来对冲通胀压力。货币管理部门为了避免其所谓的“经济过热”，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性政策。至于说这些政策会增加失业，货币当局往往闭口不谈，甚至想都不去想。然而，这些限制性政策对价格制定者提高价格进行压制，其途径却是削减他们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同时增加失业。不过，宣布采取限制性货币政策本身会对人们产生一些心理作用，而如果人们没有预期到这些政策对失业的影响，那么所谓的心理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限制性货币政策在供给方面的效果或许更加不合情理。高利率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进一步产生通胀压力，同时，高利率也抑制企业的生产能力，并且不利于企业使用成本节约型的资本要素。不仅如此，高利率还导致资本流入、本币升值、贸易平衡逆转，进而继续推高失业率。一般来说，降低利率水平可以从供给方面对控制通胀产生较好的效果，也有利于改善贸易平衡并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负担。
货币当局的有限能力
通常，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短期利率，但是它们已经丧失了（它们至少认为自己丧失了）控制长期利率的能力。当大规模赤字持续发生时，金融部门往往大力进行货币扩张，从而为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其后果是，人们预期未来名义利率会上升，而未来的名义利率上升就会演变为当前的长期利率上升。在大规模赤字的背景下，对挤出理论（crowding-out theory）的信奉，将强化利率上升的预期。
或许，货币当局既不能也不愿在长期市场上直接操作，以化解上述种种压力。其政策宣称为了长期低利率，实则只能维持短期低利率，这种间接操作方式又会涉及信用问题。
市场反通胀计划
在这样的情形下，名义预算平衡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花力气实现这样的虚假平衡只会带来更大的危害。要实现合理的充分就业，同时又不会加速通货膨胀，需要发展某些新的政策工具。
已故的阿巴·勒纳曾给出一种恰当的办法，即建立一个涨价权利市场。在这一市场上，谁想要涨价的话，必须从打算降价的人手中购买涨价权利，且涨价和降价幅度相等。由此，总体价格水平就能保持稳定。
然而，企业的产品特性和销售环境一直在变动，涨价时间、涨价幅度都无法认定，照此说来，这些无法克服的困难似乎意味着“涨价权利市场”这一办法无法运作。从政治上讲，劳工权益者有理由认为，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往往演变为对劳动力价格即工资而非产品价格的约束。因此，勒纳的这一建议，在政治上的前景似乎不妙。此外，产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面临的层层加价也是一个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方法是，使用总加价作为施加反通胀压力的基础，总加价即销售总额与中间投入品成本之间的差额。基于过去的业绩，公司将获得一笔总加价的初始权利，然后根据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战时某些超额利润税下对正常利润的定义。
初始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权利的价格会接近一个值，这个值大体上可以平衡那些愿意出让其未用权利的人所供给的权利和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想要增加除初始权利以外的总加价的人所需求的权利。这种权利交易的方法将决定总体价格水平的平均涨幅，由此产生的“均衡权利价格”将自动进行调整，发挥约束作用，将通胀控制在预先设定的水平。
要确保能够通过购买足够的权利来保证各个公司的运转，任何不足都将导致一笔合理的惩罚税。因此，这一方案在运作中与增值税有些类似。在某些方面，这相当于战时的超额利润税，只不过这些权利可被直接交易，而在超额利润税下，权利只有通过烦琐、昂贵的兼并或收购才能进行转移。如果税率能够确保实现大规模的权利购买，那么设定一个精确的税率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时，权利的市场价格将自动调整到需要的水平，来抵消通胀压力，形成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或者至少形成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通货膨胀率。
在理想情况下，应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就是所形成的价格水平趋势接近于签订长期合同时所预测的平均价格趋势。通胀突然停止（即使这真的能够实现），对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是不公平的，正如通胀突然加速对双方也是不公平的。
和某些希望采用税收刺激方案的提议不同，反通胀压力方案的优势是将形成一个权利的市场价格。这些价格会根据当前情况进行快速、自动调整，而不需要通过税法的调整而得到调整，后者通常需要通过立法程序才能实现，这会造成延误。勒纳确实希望这些权利的市场价格会因通胀预期效果的消失而迅速下滑。然而，在失业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化及产品差异化和不完全竞争的盛行仍会产生较大的通胀压力，这些压力需要通过加价权形成一个有效的市场价格来抵消。
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
如果通胀得到了合理控制，就有可能通过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另外，还可以控制国民产出中用于当前消费和留给后代部分之间的分配比例。高赤字和高利率将使消费水平提高，投资水平降低。这些呼应了这样一种态度——“后代人为我做了什么”，并且通过下述主张来证明这种态度的合理性，这一主张就是通过技术进步，或者当代人用于追求最大价值的资本即使获得了小幅推进，后代人也会比当代人更富有。
其他人可能更加关注能否在长久的未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他们可能会选择低利率和低预算赤字，甚至选择预算盈余。相应地，他们会缩减当前消费，扩大资本投资，包括保护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
当前消费和长期增长之间的选择仍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名义利率通常被降到某一水平之后就无法再降低了，也就是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因此，如果想要通过将实际利率降低到这一“流动性陷阱”水平以下来刺激投资，这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实际利率才能被尽可能地降低，从而实现理想的投资和增长率。
另外，预算赤字能否有效刺激消费需求取决于是否存在“债务幻觉”。有了“债务幻觉”，通过减少税收和持有政府债券而实现的个人财富或收入增加，不会因需要通过纳税来维持这些债券债务而抵消。同时，在将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分配给有更高消费倾向的人群时，如果分配比例发生了变化，上述有效性还会受到这种变化带来的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因此，因没有“债务幻觉”，加之边际消费倾向中的差异化不足，试图通过低利率和低预算赤字的结合来实现充分就业的计划似乎就会失败，但是这不太可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