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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第17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将来的支付额，虽说是以过去的工薪税为基础的，但原则上仍可调整。即便如此，这一债务似乎至少和长期公债具有同等强度的偿债义务。国债的实际负担尚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来偷工减料，但社会保障支出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至少要做到部分指数化（partial indexation）。此外，既然已对未来的社会保障养老金支出予以承诺，那么将来征收工薪税也就有了合理的理由，如果与养老金无关，那么人们就很难接受工薪税的。这笔工薪税可能极不稳定，但无论如何，政府的债务负担要比依靠一般财政收入支付养老金时轻得多了。
从储蓄回流的角度来看，局面主要依赖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能将其他形式的储蓄减少到何种程度。一方面，参加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是强制性的，并且收益的计算公式非常复杂，因此人们对于收益数额不甚明了。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牵涉许多强制储蓄因素，从而有可能降低当前的消费。1937年秋季发生的急剧衰退，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当前消费减少。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刚刚开始运行，并且社会保障资金储备很少，远远少于精算结果所要求的充足资金量，即便如此，它也导致了当时的消费锐减。
盈余和赤字的合理理由
不论经常账户的预算规模多大、结构如何，维持其平衡并不一定是好事。在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看来，经常账户赤字可以最小化利息支付和交易成本，因此赤字往往是一种最优状态。
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存在一个“健全的”货币体系，并且完全竞争市场的运行确保了充分就业的实现，因此经常账户赤字只不过是一个选择变量，即按照对经济增长的社会偏好，就国民产出中当前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安排做出选择。如果赤字规模较大、利率水平较高，那就意味着较低的私人投资水平、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当前较高的生活水平，反之则反之。如有其他途径确保充分就业，总有可操作的经常账户赤字可供选择。
一旦灾难降临，如发生洪水、地震或储蓄信贷协会（S&L）显露危机苗头之时，就要求政府在短期内大笔支出，因此通过暂时扩大赤字规模来应对危机局面，将税收变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是完全合理的。由此产生的额外税负将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税率的平方、不当的跨期替代效应、立法和行政的烦琐（若税率变动将使其更加烦琐），但总的额外税负将会下降。
当前形势下的赤字
遗憾的是，当前无论是劳动力资源还是生产能力，都未被充分利用。而降低利率和放松信贷就像是推动橡皮筋，很难刺激投资增加。因为产品卖不出去，所以即使生产能力未能充分利用，对投资扩大的刺激也基本无效；并且，生产能力闲置的产业往往具有劳动力节约型的特点，从而对投资深化的刺激同样收效甚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主要关注点放在储蓄回流预算上。不幸的是，名义赤字和名义负债的各种数据广为流传，将其视作警示之意的看法实在太多，以至于储蓄回流已无法继续按照简单的凯恩斯主义法则来操作了。这是因为，人们对通货膨胀和其他种种不详征兆普遍感到恐惧，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并在投资方面犹疑不决，这或许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储蓄回流。
实际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降低短期赤字预算，对于减少长期债务来说都是最坏的选择。降低短期赤字预算的做法，将使经济萧条延续更长时间，并导致财政收入降低、失业保险储备金支出增加、各种福利支出的需求增加，最终增加而不是降低了政府长期负债的相对负担（若非绝对负担的话）。
这一“赤字悖论”，即减少长期总赤字的方法是增加短期赤字，有些类似于“储蓄悖论”，即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诱使个人尽力增加储蓄实际上将减少国民总储蓄。举例而言，面对个人退休账户计划（IRA plans）之类的激励方案，如果我决定少去理发一次，结果便是，我的银行账户多了8美元，而理发师的银行账户少了8美元，总的储蓄或总的可贷资金没有任何增加；而理发师的收入减少后，可能使他进一步削减支出、降低市场需求及投资预期，最终降低总投资和总储蓄。
反之，如果投资者利用联邦储备体系推行的扩张性政策，扩大银行信贷，利用更多的闲置资源来生产新的资本设备，这便构成一笔额外的财富，事实上就是某人的一笔额外储蓄。广受质疑的萨伊定律（Say’s law）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修改一下即可表述为投资自动创造储蓄。储蓄既非投资的原因，亦非投资的必要条件，储蓄只是投资的必然结果。
对那些资深的经济学家而言，要想说服他们相信赤字悖论实际上是成立的，着实不易，因此要想说服政策制定者就更加不易。储蓄悖论在实际操作中可得到验证，且其效果几乎立竿见影；相比之下，赤字悖论的不确定性要大得多，且只有经过较长时期的实施方能见效。此外，人们还普遍担心，实施赤字预算就等于在通往债务违约或超级通货膨胀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担心实在是无处不在。就像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一样，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国债看作留给未来的沉重负担，而不是看作一项有助于增加有形资产的、实实在在的遗产。
非赤字手段
即使因为政治上不可接受，从而将赤字财政弃之不用的话，仍有其他手段可用来帮助经济走出萧条。在某种程度上，将可资本化项目的种类和范围放宽，之后运用资本预算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在这些种类的项目上增加支出，不会被指责为有碍于经济增长或给未来造成税收负担。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免受赤字财政的恶名之累，即取消企业所得税或将其改为预扣个人所得税；如果最高档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或者资本利得税（capital-gains taxation）提高到与其他资本收益税（returns to capital）相一致的水平，那么财政收入就会减少，而将企业所得税改为预扣个人所得税，正好可以弥补一些预算收入的减少。除了可以大幅降低股权资本（equity capital）的成本之外，这一方法还可以消除企业所得税对投资配置的许多扭曲效应。这是因为，企业所得税的主要作用范围是针对市场最高回报率，即对股权投资获取收益设置障碍，而个人所得税及资本利得税的主要作用范围则位于个人净所得与市场平均回报之间。因此，取消企业所得税将在鼓励投资和改善投资配置方面发挥重大的影响，要比任何资本利得特别条款所能产生的效果大得多。[1]不过，如果到处都是闲置的生产能力，那么取消企业所得税所产生的刺激投资的效果，可能仅限于鼓励资本深化和劳动力节约型投资，进而使失业问题加剧。
另一个可能的办法是，依靠平衡预算的乘数效应，在扩大当前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不过，这一办法不仅效果不明显，而且还会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政府活动范围的任何扩张都必然意味着铺张浪费。
[1] 这一段论述涉及较多财务和税收方面的术语，可能比较费解。作者在此的主要意思是，对企业减税可以鼓励投资，进而刺激经济走出萧条，但单纯减税可能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并引发财政赤字，为避免财政赤字，在减税的同时也要调整税制结构，即文中提到的提高最高档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资本利得税率等。不过，税种和税率调整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比较复杂，降低税率未必降低税收收入，提高税率也未必增加税收收入，因此作者在此提到的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非唯一结果。——译者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
总的来说，就摆脱经济危机的各种方案来看，似乎不存在完全不会引起经常账户赤字（不论其如何定义）扩大的灵丹妙药。实事求是地讲，极有可能出现的一种状况是：由各种方案激发出的购买力上升，全都被价格水平的上升稀释掉了，而并未带来产出水平的上升，进而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提高利率和控制信贷的应对之策。其实，联邦储备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货币的地位，当金融界逐渐成为裁决一切善恶的主宰时，通货膨胀就是对货币纯洁品质的一种亵渎，因此与失业相比，通货膨胀更值得关注。实际上，具有确定性预期的通货膨胀，只要持续的时期不是太长，对达成交易的妨碍微乎其微。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变动，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其结果主要是一个不平等的再分配过程，好比一场大范围的分赃活动（distributed embezzlement）；相比之下，失业对总产出的影响则类似于毁坏（vandalism），并且还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如无家可归、吸毒、犯罪等。因此，当前亟须重塑联邦储备委员会，使其对各种优先选项重新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