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页
《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第18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重树信心
如果人们普遍对当前联邦政府（已经吸收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精髓）的决心或能力缺乏信心，认为其不愿或不能采取背水一战的有效措施，将经济迅速拉升至所能达到的产出水平，那么即使经常账户赤字有实质性的增长，其效果可能也会大打折扣。当前，不遗余力抨击政府债务和赤字增长、故作惊世之论危言耸听者实在太多，拼命鼓吹预算平衡和增加私人储蓄的呼声亦比比皆是，而其中有些人本不该如此。在这种局面下，欲扭转乾坤必然任重而道远，此正当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竭力奋斗之时。
第5章 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可交易的加价权方案
威廉S.维克里
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有一种令人尴尬的现象是，除非失业率达到极高的水平，否则，多数人倾向于认为通货膨胀才对他们的生活威胁更大。甚至有很多从通货膨胀中获益的人也这样认为，比如那些背负大量抵押贷款或消费债务的人，以及进行杠杆投资的人。广大公众似乎也倾向于把通货膨胀视作消费物价的上涨，这一点他们能直接观察到，而忽略了通胀对他们的收入或财富净值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物价停止上涨且他们的收入不发生太大变化，他们就会生活得更好。
这种将通货膨胀视作“更大的恶”的倾向，在有影响力的金融界和货币当局中尤为明显。它们习惯于关注那些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的价值，往往将通货膨胀看作对货币单位完整性的亵渎，因为在它们看来，善恶是可以用货币单位来计算的。这些圈子里的人很少能感受到失业的影响，因为失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所以这种倾向就更加严重了。
实际上，具有确定性预期的通货膨胀，在短期中对交易的不利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通货膨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通常是由于通货膨胀率出现了未预期到的变动，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总产出的再分配，并且这种再分配是随意的，可能还是不公平的，类似于盗用（embezzlement）。然而，失业却使待分配的总产出减少了，这相当于是毁坏（vandalism）。
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高通胀率很可能使未来的通胀率存在不确定性，这反过来会造成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并有可能使失业率略有升高。但是，财政和货币当局所采取的旨在抑制或降低通胀的措施，可能会对就业产生更大的影响。事实上，从目前的做法来看，财政和货币当局能够控制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制造失业。真正邪恶的并不是通胀本身，而是抑制通胀的方法不当。
充分就业的好处
充分就业的好处绝不仅仅体现为产出的增加。一方面，应尽可能地为所有愿意工作的人提供最适合他的工作机会，做到人尽其才；另一方面，也要为他们安排恰当、合理的报酬，真正的充分就业能够平衡二者的利弊。在这种情况下，非自愿失业应仅限于以下情形：专业技术人员处于待业状态或宁愿休息也不工作，是因为工作不能使他们的技能得到充分发挥；某些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出现失业，是因为工作地点或其他原因，使其无法与下一份工作相衔接。而这些失业率远低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非加速通胀失业率”水平，有时也叫“自然”失业率，这是有史以来人们创造的最邪恶的说法之一。
此外，一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还有助于减少犯罪、毒品、卖淫以及种族对抗等问题。而且，《最低工资法》基本上就是多余的了，对其解释和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也会减少。关于劳动力设置界线或划分地盘的争议也就意义不大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贸易赤字就不再是输出工作的问题了，而是输入资本的问题。因此，找到一种不会引起失业的抑制通胀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控制失业的措施才不会因担心引起通胀而受到阻碍。
通胀压力的长期增长
从工业革命之初一直到最近，严重的通货膨胀事件，往往都与战争或政府财政濒临崩溃有关。一直以来，一方面，各种产品日益精巧复杂；另一方面，许多生产技术都具有平均成本迅速下降的特点（典型情况是，初始的研发和设备成本巨大，而边际生产成本很低），在此技术下，生产的专门化产品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状况，使古典经济学中竞争性市场的重要性下降了，而越来越多的是垄断竞争。在大多数这样的市场中，通常是由卖方来定价，或者卖方至少在讨价还价中占主导地位。其定价行为，就像那些受这些企业产品价格影响最大的企业（以及对自己的产品特性、自己的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关系非常熟悉的企业）一样。除非有大量客户流失到竞争对手那里，否则卖方当然会极力提高价格，但是竞争对手们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边际条件足以让现有的或新的竞争者大幅削减价格，吸引足够多的客户以实现净利润的增长。
当这一过程发展到零售层面，劳动力很可能会要求涨工资，这样才足以支付其生活成本的上升，而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进一步通货膨胀的预期。除非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足以抑制工资随物价上涨而上涨，否则，随着成本的增加，通胀循环会持续下去。
通过失业控制通胀
在当前的制度下，试图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最终都会导致失业增加，失业使得通胀过程在劳动力市场水平上得到抑制。紧缩的财政政策直接导致需求减少，而且只要价格无法降低到足以维持实际销售的程度，失业就会产生。同样，紧缩的货币政策会让个人和企业管理者面临利率上升和还贷所带来的压力。从短期来看，利率上升很可能成为价格上涨的一个成本因素，而不是降价的原因。在当前制度下，只有当经济活动减少、失业增加时，通胀过程才会得到抑制。
价格上涨的外部性
阿巴·勒纳认为，在明显处于通胀趋势的环境下，任何一种价格上涨都涉及某种负的社会外部性，因为该价格的上涨加剧了通胀进程。若运用庇古税的原理来应对这种外部性，就表现为这样一种政策建议：价格上涨时，进行征税；价格降低时，给予补助。勒纳建议，将这一思路改造为一种涨价权利市场方案，在这一方案下，那些想要涨价的人必须向那些准备降价的人购买涨价权利，这样的话，涨价和降价就可以实现平衡，从而平均价格水平也会保持稳定。
不幸的是，产品质量千变万化、替代产品不断开发以及销售环境变幻莫测，面对这样的情形，要想确定每种价格的上升和下降，对行政管理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中央计划经济在制定价格方面的重重困难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允许中间产品的价格上涨发生转嫁，这样才能对垂直一体化程度不同的产品系列一视同仁。
控制总加价
总收入税中的转移递增（pyramiding）问题，是通过增值税这一方案来解决的，类似地，我们可以把控制价格转为控制市场上的增值或涨价权利，或者创造一个更符合当前情境的新词——“总加价”。基于企业在该方案实施之前的表现，每家企业都被分配一定数量的加价权（或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有效的加价权），之后视其对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情况而调整加价权的数量。那些想要加价却没有足够加价权的企业，就需要向拥有多余加价权的企业购买加价权。在一个会计周期结束时，如果某企业最终实现的加价高于其所拥有的加价权，并且无法在市场上找到额外加价权的卖主，那么该企业就必须缴纳一笔惩罚税。
这种超额加价税（excess-markups tax）并不应被视作税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相反，我们应将其视作一种备用的强制性工具，即如果这一体系运行正常的话，几乎很少产生超额加价税收入。加价权的市场价格将构成反通胀的力量，该价格每天都随着所需抵消的通胀压力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一方案比那些主要依靠税率调整的方案要好得多，税率的调整需要经过立法或行政程序，很可能会造成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