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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加价权
投资加价权的调整是非常简单的：根据代表性的资本成本，只需将投资变动的某一百分比做调整即可。投资变动带来的只是新投资，这样清算和折旧就变少了。折旧在计算加价时是可以扣除的。
就业变动的加价权调整，从某种程度上讲，更为困难一些。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进行调整，则对那些收入较高的熟练工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但如果按照工资总额的变动进行调整，又会走漏消息，因为这会消除一些抑制性因素，使工资增长到引发通货膨胀的地步。某种折中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奏效，比如按照全职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加上一个工资总额的百分比进行调整。任何控制工资膨胀的方法，都必然有利于低收入、非熟练工人的就业，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这些人正是失业集中的人群。
超额加价税的作用
超额加价税的直接作用，主要通过加价权的发放过程，以及加价权的市场价格而体现出来。实质上，它的作用就是降低主要投入要素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投入要素的利用水平。也可以这样理解，超额加价税的作用在于，使企业主要投入要素的成本接近资源闲置时的低边际社会成本。从降低边际成本方面来看，超额加价税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对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使用提供补贴，但是又无须通过额外征税或赤字财政来融资。
此外，超额加价税还有一个间接作用，即消除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和担忧，由此便可放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而实现充分就业。
若干问题
确定投资的变动或许并非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其中所涉及的数据，与增值税及净所得税管理中涉及的数据并无本质区别。关于就业加价权的发行管理，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即如何认定全职工作，以及怎样处理兼职工作。就实际支付的工资而言，只需对其额度设置一个上限可能就足够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跨国公司。原则上讲，加价权涉及的是一国国内使用的生产要素。这意味着对于非公平的国际交易，即跨国公司与其国外的相关公司进行贸易往来，如欲确定其加价的大小，则必须确定一个“转移价格”。这一棘手的问题，一直是基于来源计税的所得税所面临的。然而，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所得税问题仅在于，公司所得税是否应在某一辖区而非另一辖区内缴纳；如果加价权方案只在一国境内实施，那么跨国企业在设定和报告“转移价格”时，就有更强的激励去制造偏差。另外，当运输公司及其他公司的部分业务涉及劳动力和设备的跨境转移时，还会产生一些麻烦的细节问题。不过，这些都不是新问题，只不过是一些老问题变得更严峻罢了。
或许将这一方案应用于较大的公司或集团就足够了，因为相对而言，小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力量，而且对通胀压力的贡献也微不足道。既然小企业的净资金流相对较小，那么在将其纳入方案的企业和未将其纳入方案的企业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实行超额加价税的同时废除公司所得税，或许将是有益的。
设定加价权调整水平
加价权发行时设定的水平与相关生产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比率，决定了名义国民生产净值和经济发展趋向的实际产出之间的比率。从一个会计周期进入下一个周期，可以改动这一比率，因此可以用来确定价格水平的发展趋势。
通胀的最佳趋势并不一定是通胀率趋于零。从短期来看，将通胀率保持在与近期预期的通胀率大致相当的水平，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在近期，一些按名义价值订立的、尚未到期的合同已经开始执行。若能保持这样的价格水平，因价格趋势偏离签订合同时的预期水平而引起的不公平，将会被降到最低。
从较长时期来看，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个大于零的稳定水平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每年在5%~15%。由此产生的种种好处，足以克服所谓的“菜单成本”问题，因为在这样的通胀率水平下，就必须改动价格目录或滞销库存的价签，同时也必须改变人们脑海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合理价格”。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扩大以名义收入计税的所得税税基，这样一来，或可实施更低边际税率、更高累进程度的所得税，同时在任一税收收入水平上降低所得税的扭曲效应。
保持一定水平的通胀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使货币政策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应当提高私人投资和储蓄水平，或真实收入按要素分配时应更多地从资本转向劳动力，那么就可以实行非常低的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水平。当然，国际市场的存在会限制这种利率政策施行的程度：国内实际利率如果远低于国外实际利率，就会发生资本外流。如果此时仍希望增加国内投资水平，可通过以下刺激措施来实现：提高与投资相关的加价权的发放比例，并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推高这些加价权的市场价值，同时减少与就业相关的加价权的发放比例。
国际反响
确保实现充分就业或“满就业”的一个后果是，主张采取各种形式保护主义带来的政治压力大大减轻，若某些产业存在国外竞争对手时，保护主义往往被视为保护本国产业工人就业的利器。充分就业的另一个后果是，改变了对外贸易赤字的意义。在充分就业的情形下，贸易赤字衡量的是外国人在本国的投资量，这些投资是对国内储蓄的补充，并为国内市场提供了更多的资本；这些资本与本国的劳动力相结合，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
如果实现了充分就业，外来移民带来的压力就会增加，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后果。一旦将农业中流动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到某一可接受的水平，那么外来移民带来的压力就更大。不过，如果加价权方案获得成功，那么就可能在其他国家也得到施行，这样的话移民压力就得以缓解。
对于那些身为某一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国家，如欧洲各国目前的状况，如何实施这一方案尚有许多有趣的问题有待讨论。但是，目前在美国运用这一方案则无须有此担心。当然，这里给出的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更广泛地运用该方案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影响
通过实施加价权方案，人们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劳动力市场上最终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且短缺程度足以消灭这一现象，即体格健全的劳动者全职工作的工资还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计。某些这种类型的工作可以由机器来做，但是有些工作无法被机器取代并且被认为是社会所必需的，那么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的工资和社会地位就会提高。许多从事低工资工作的员工就会升格，从事一些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自身能力的工作。那些“永无出头之日”的工作以及其他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所遭受的歧视就会慢慢消失，或者至少变得没那么不体面了。
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有诸多好处，所以应马上集中力量，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细节，让这一理念早日成成为现实。
第6章 更新版累进税制议程
威廉S.维克里
自从《累进税制议程》于1947年出版以来，书中提出的建议几乎未得到任何实施，而且，尽管立法部门零星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实现“精简”，但国内的大部分税收法规和各种规制条款还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虽然原书中的许多建议还是有效的，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需要对原书进行更新。
资本收益
一直以来，主张对资本收益给予优惠的论调不时闪现，据说是为了增加投资，这种观点近来又见诸报端。实现这一想法的灵丹妙药就是采用累积评估法，这是一种平均值法，于1939年首次提出。在这种方法下，税负的最终总贴现完全独立于取得收益或上报收入的时间，这样就实现了各种形式的投资和各种会计体系的中立性。
实现中立性的途径是，将上一年的累积收入和累积税收余额延续到下一年。上一年度的税收余额以适当的利率产生一定的利息，该利息与上一年的税收余额相加，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累积税收余额；利息和当前年度的应纳税收入再加上上一年度的累积收入，这样又得到一个新的累积收入。于是，对这一累积收入的总征税额是根据各收入累积期所适用的税表来计算的，同时减去累积税收余额，从而计算出当前应缴纳的税款。这样计税的结果是，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延期上报收入，都等同于按照某种利率借入一笔滞纳税款，该利率会随年度财政政策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