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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采用累积评估法，即使将收益作为普通收入进行全额计税，与按年度对投资产生的应纳税收入进行课税相比，对收益也是有利的。对长期资本收益来说，其好处更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大部分获得了大量资本收益的投资者，都会将收益作为借款抵押而进行杠杆投资。设想一下，一位边际税率为30%的投资者，用自己的10000美元获得了20000美元的资本资产，资产每年增值10%，这意味着他以保证金的形式借入了10000美元，每年应支付和扣除10%的利息。然后，将节税额（利息的30%）和贷款本金中7%的增长合并来支付利息费用。如果20年后，资产以133200美元的价格售出，除去税收和还贷，纳税人将会得到59900美元的净收益；而如果每年都对10%的投资进行征税，然后将税后收益进行再投资，最终只会得到39900美元的收益。
随着持有期的延长，增加而不是降低税率会使税收变得更加中性。此外，通过让那些损失资产和收益延期的资产得到更快地系统性周转，还将有助于减少避税的机会，并且不必再对损失的可抵扣程度进行限制，美国国税局（IRS）经常进行这种限制，玩这种“反正都是我赢”的游戏，结果往往会因不公平而使公众产生愤恨情绪，更不用说因此而给那些“税务师们”带来新的业务。不管怎样，把非正常转移（比如通过赠送或遗赠）的应计利得纳入到应税收入中，总能够将这种“套牢”效应大大降低。
通货膨胀
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观点通常是进行一些补贴，因为大部分名义资本利得代表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实际价值的增长。但是，如果只对资本利得进行这种指数化补贴，那么对其他形式的资本回报是非常不公平的，这种做法具有高度累退性，并且通过在指数化资产和非指数化资产间进行套利，企业就可以大规模逃税。
严格来说，有人可能主张对资本的全部收入进行全面调整，以消除通胀的影响。然而，在实际中，除非通胀率水平极高，否则这种调整的效果很有可能会对税收不利。这不仅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计算，而且税收的抑制作用会被削弱，或者税收的累进性会受到影响，又或者这两者会同时发生。
其实，名义应计收入应当是实际应计收入加上一定数量百分比的净值，这个百分比等同于通胀率。这或许不是净收入在理论概念上的含义，但在很多方面这都是一种比较好的税基，税基变大，因而只需更低的边际税率来实现给定水平的税入和累进性。
公司所得税
削减公司所得税而不是资本收益税，将更有利于刺激投资。资本收益税基本上是一种后市场或市场下的税收，会对个人的净收益产生影响，不会直接影响收益率或为获得资本融资而付出的成本；和资本收益税不同，公司所得税是在市场之上的，通过税额能够提高新股权投资的回报率，使其高于市场水平的资本收益。这对经济具有双重效应，不仅减少了收入流中的购买力，而且抑制了会增加收入流的新投资。这意味着，我们在讨论税收负担时，不可能不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如有），而这些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带来税收的变化。比如，在税收中性原则下，对公司所得税进行降低的同时，增加高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会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因此，这一方案对那些想要刺激经济，但又担心名义预算赤字增加会产生抑制作用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如果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那么这种刺激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除非以某种方式抑制通胀。如果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那么就需要使利率升高到足以抵消企业所得税减少对投资的刺激性作用，结果会是资本收益增加。从中期来看，公司所得税的税负就落到了资本身上。另外，如果通胀倾向因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增加和预算赤字的减少而得到抑制，结果可能会是消费者支出减少、投资增加，最终带来工资的上涨（未来当劳动力面对更多可用资本时，边际生产率也就更高）。在这种情形下，税负就落在了未来的劳动者身上。
在大规模失业的背景下，如果愚蠢地采用减税的方法来保持相应水平的就业，结果会和充分就业的情形一样。但是，在税收中性原则下，如果通过增加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来降低公司所得税，而不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那么就业和国民总收入都会增加，这样，税负就不仅会对个人收入产生影响，还会因其对投资和就业的影响而带来更重要的额外负担。实际上，如果根据当前的预期税基来确定税收中性，活动的增加会使预算收入中性变为实际预算所得。在不远的将来，公司所得税的废除甚至可能使税收增收，即使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提高。
除了对宏观经济会产生双重抑制作用，公司所得税还会对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投资配置产生扭曲效应。此外，公司所得税还会鼓励股权稀释融资（thin equity financing），增加昂贵重组和破产的发生，并使那些价值可疑的并购更加便利。因此，减少资本收益率会加重这种扭曲效应，而减少公司所得税会使这种扭曲效应得到缓解。尽管存在诸多缺点，公司所得税在政治上却极受欢迎，因为所有各方都倾向于认为，这些税是由别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支付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将主要体现在后代人身上。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的就是，突然大幅减税会产生一笔飞来横财。为避免产生这些意外收入，哈罗德·瓦茨（Harold Watts）（引自私人通信）提出的一个有趣方法是，通过向财政部发行新股，让公司有机会免缴未来的公司所得税，新股的数量等同于某个基准日时一定比例的流通股数量，只要这些新股由财政部持有，就是无投票权股票。在经济不景气时，立即或在出售后，将这些股票的市场价值当作财政收入，可能会缓解预算不足，并作为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另一种情况是，人们能够容忍飞来横财的不公平，目的是使其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并期望至少通过资本收益税来收回部分意外收入。
即使这样也很难，甚至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一些大规模税收能够得到保留，这些税收将被认为是对“无情的怪物”所征收的税。一种解决方法是，将这一税收转变为从源扣缴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和1936年以前实行的政策类似。或许，最有效的方法是，将个人所得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统一税率的正常税，公司股息将免缴正常税；另一部分为累进附加税，以和正常税一样的税率征收公司税。与英国采用“推算税前收益目标”的笨拙方法相比，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获得更好的结果，即将非公司收入所缴纳的正常税从累进附加税税基中扣除。
未分配利润
由于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不断积累，仍然存在一个附加税递延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公平、有效的方法还是采用累积评估法。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需要每年对公司的累积盈余征收一项笼统的抵消税，税率等于一名典型股东所应支付的附加税税率乘以一定的银行利率。因此，如果附加税税率为30%，利率为8%，那么，每年对累积盈余的征税的税率为2.4%。
跨国收入
随着美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如何处理跨国收入流动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的处理方法是对某一税务管辖区内的个人收入采取相同的税基，这种方法是贪婪的、有致命缺点的，即使对由某一管辖区评估而在另一管辖区缴纳的税进行减免，也于事无补。最好的结果对跨国收入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具有跨国收入的人群需要按税率高的管辖区的标准缴税。在实践中，跨国收入也会带来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如何准确地确定哪些税收具有减免资格；一些在经济上用来替代收入所得税的税种是没有减免资格的，这很不公平；对外国公司施加压力，让其采用美国关于抵免税款的定义，这是一种财政霸权主义；此外，还会产生“税收饶让”的需求，即其他国家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某些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