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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债务国对其管辖区内产生的收入进行征税，也是很难的。一个公平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将收入所得税分为独立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税率的“正常”税收，这一部分只根据收入来源计税；另一部分是累进附加税，只根据居所征税。收入来源国可按照一定税率征收来源税，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减免或调整政策，而不必担心会产生国际影响。能够决定减税资格的税收霸权主义问题，以及对税收饶让的需求很大程度上都会得到解决。
确定收入来源
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很清楚地确定一项收入的来源，但是对于跨国经营的公司来说，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很难通过既符合经济现实，又在行政上可行的方式得到解决。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仍然难以解决的情形是：一种产品在同一个组织内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其中的“转移价格”如果已经被记录，那么，通常是无法将其与具有经济意义的公平市场价格联系起来的。在很多情况下，开发成本远远大于再生产成本，而且其成本的分配可能并无客观依据。
在美国，这一问题基本上已经通过一些公式得到了解答，但或许还没真正解决。一个典型的公式就是“马萨诸塞”公式，该公式通过将纳税人的总收入税基乘以一个加权平均数（即某公司在该州的销售额（S）、薪资总额（W）和财产（K）这三项分别占公司在这三方面的总量的比重），而计算出该州的税基：
TBij＝TBi（Sij/Sj＋Kij/Kj＋Wij/Wi）/3
这一简单而武断的公式，看起来像是出自一个把统计学或经济学忘得一干二净的律师委员会之手。在这一公式下，一家在波士顿租赁办公室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在马萨诸塞州只有很少或没有财产，可以通过在新罕布什尔为员工购置一个小的度假或会议中心，将其在马萨诸塞州的收入减少近1/3。通过设计一个能够预测一类公司收入的公式，可以得到一个更优的公式，这个公式实质上采用了相同的数据，是一个关于上述三个因素的线性函数，并将某公司预计本地收入和预计总收入之间的比率作为分配实际总收入的基础：
TBij＝Bi[（aSj＋bKij＋cWij）/（aSi＋bKi＋cWi）]
即使这样，销售额仍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因素，销售环境的微小变化常常会对其起决定作用。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里，实际上，一个公司的净收入取决于资本和企业家的创业能力，而不是工资或销售额。基于收入来源征税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复杂所有权进行单元划分。总之，要避免出现假装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情况，相反，应对劳务费、租金和专利费的总和进行特别征税。
免税债券
免税债券的存在是美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是国家主权主义的残留物。国家主权主义曾经规定政府职员的工资可以免缴联邦所得税。目前消除这一现象的提议受到了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强烈抵制，因为这将导致它们的借款成本增加。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一政策确实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为防止免税特权的滥用，通过发行公共债券来为私人公司所需的固定资本融资，为公共目的而发行的债券仍然免税。
联邦政府对各州提供援助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即使是基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借贷额而不是实际财政需求来确定援助数量，成本也是过高的。要想让债券吸引到众多的购买者，就必须把利率设定在对中等收入纳税人有吸引力的水平上，并且由于边际税率的不同，因高收入纳税人所持有的债券而对联邦税收收入造成的损失，将大于债券发行者的储蓄利息所得。此外，鼓励高收入纳税人投资相对安全的地方政府债券，会使急需的风险资本的供给大大减少。
能使这一情形得到重大改善的一种方法是，将对新债券和未偿付债券免税转变为对抵免的税款征税，征税额相当于足以保持债券市场价值的利息百分比。如果免税债券收益为8%，可比纳税债券的收益是10%，一位原来获得80美元免税债券的纳税人将能享受25%的税款抵免，这将使应纳税总收入增加到100美元。如果他处于20%的税点上，抵免的税款将会抵消他所纳的税，这和免税的效果是一样的。如果纳税人处于35%的税点上，那么他的净纳税额为15美元。
房屋所有权
比起公司所得税在政治上的推崇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个固有问题就是，没有将通过房屋所有权得到的应计收入计入所得税税基中。对应计租金进行公平的评估对管理层来说很难，但这不能成为取消自有住宅户财产税可抵扣性的理由。并没有什么能够证明，房东可以扣除这些税：他们必须将租金作为收入上报来纳税。减税对那些单独支付垃圾回收、供水、排污服务等费用的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有些反常的是，人们似乎把更多精力放在扣减按揭利息上，而不是放在减税上。取消利息扣减会加剧有抵押贷款的房主和无贷款的房主之间的不公平，拥有其他盈利性资产的抵押贷款房主会通过出售其他资产来偿还抵押贷款，这会使风险资本供给减少。
当前体系的情况甚至更糟：那些拥有房屋的选民的政治影响力，使得按揭利息扣减得以继续实行，但是其他形式的消费信贷利息却无法得到扣减。一方面，放款人极力催促房主进行二期按揭贷款或“房屋股权贷款”，从而将他们的债务累积到一个有利于抵税的利率水平。另一方面，租户却没有这种减税的机会，他们不仅要支付更高的利率，还要为用于支付房租的收入缴税。
这种收入所得税对租户所造成的不公平，其实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再加之其他扭曲性因素，使得穷人可租的房源变少，这些因素包括：租金控制和因此产生的空间囤积；“财政区划”，这一手段试图将那些税款不足以支付全部服务成本的租户（如学校）排除在外；“邻避症候群”（NIMBY）反对为低收入者建设保障性住房；[1]基于中产阶级的空间充足性概念而制定的建筑规范和居住限制；工会对“地盘”的保护以及在某些方面赤裸裸的敲诈勒索。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原理——最优值偏离所造成的低效率随偏离平方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收入所得税歧视只是唯一影响因素，那么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确实很不好，但如果加上其他的扭曲性因素，这种影响会变得更糟。因此，减少收入所得税对租户的歧视，需要所有关心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的人做出巨大努力。
房主的政治影响力可能会非常强大，大到足以击退人们为消除这种歧视而做出的正面努力，比如在收入所得税税基中加入估算租金。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在租户的所得税税基中扣除相应部分的租金。要确定哪一部分租金代表了房屋价值（以及财产税，如果这些对自有住宅户来说，仍是可扣除的）的利息，哪一部分是维修、水电或其他服务和设施的花费，而这部分花费是不可扣除的。然而，即使有一点点决心，也比没有任何行动要好得多。这种办法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与对估算租金征税相比，这会让税基变小，要保持税收收入不变，就需要更高的边际税率，这会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大的扭曲性和抑制性效果。即使这样，考虑到收入所得税对租户的歧视所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这种方法也值得采用。
[1] NIMBY，即邻避症候群，它是指反对在临近区域建设大规模工程如发电厂、垃圾处理场、贫民窟等。——译者注
闲时收入
对闲时收入进行直接估计太主观了，因此不适合作为税收的基础。有报酬的工作会使工人的生活成本增加，这就需要进行一些补助，以实现拥有不同工人数量的家庭之间的公平，还可稍微减轻收入所得税对劳动力参与的抑制性作用。这些会使生活成本增加的因素具体包括：上下班交通费、额外置装费和外出用餐费以及买便宜货和自己动手做事情的机会减少了。如果一份全职工作的合理收入水平为10000美元，一个合适的公式是，减去每个人第一个10000美元收入的40%，加上下一个5000美元收入的20%，从而避免税款减免太主观、太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