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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7章 经济学家今日的任务
威廉S.维克里[1]
[1]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经济学会第105次会议上所做的主席演讲，时间是1993年1月6日，地点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纳海姆市。
昔日的分配任务
大约40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庆典上，丹尼斯·罗伯特森（Dennis Robertson）勋爵进行了一场题为“经济学家节约了什么”的演讲，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人们总是认为经济学家是节约专家，他们应该知道如何节约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爱或者利他主义。这可能得到部分实现，在普通的日常行为中，基于私利而对市场价格所做出的个人选择将至少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样，利他主义这种稀缺资源才会被集中利用到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对我而言的一个启示是，经济学家应该确保市场价格准确反映各种方案的相关边际社会成本。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将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于推广这种边际成本定价法，但到目前为止，这一方法仍停留在学术上，还未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功。
在罗伯特森发表演讲的那个年代，确实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对经济前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通过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实施，就能够抑制商业周期并让经济活动保持在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确保对给定总资源进行帕累托有效配置的观点是合理的。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某些传统的观点再次盛行起来，即认为预算赤字是一种鼠目寸光的浪费，而政府债务是对未来的一种负担。
据说，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是公共财政学保证了我们从未仅仅因为财政原因而做过或未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唉，今天财政原因已经占据上风！自朝鲜战争以来，或者实际上自1925年以来的所有和平时期，我们还未做过任何有利于实现真正充分就业的事，至少是实现贝弗里奇所说的充分就业，他对充分就业的定义是：职位空缺至少和需要找工作的失业人员的数量是一致的。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尽管对凯恩斯主义的药方还未产生严重的禁忌，但传统观点仍占统治地位。20世纪60年代，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分析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当时经济出现了“滞胀”，而早期凯恩斯主义模型并未预测到会出现这种状况。一种新的关系——描述了通胀演变和失业水平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成为经济学家的“新装备”，该曲线提出了“非加速通胀失业率”这一概念。
非加速通胀失业率当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随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社会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结构及竞争活力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数值可能在某段时间内持续上升，因为随着产品复杂性和差异化程度不断增加（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卖方作为最了解自己产品特征和产品市场的人，就有了更大的空间来提高产品价格，且不会造成不可接受的销售损失。要使这一过程得到控制，最终会出现的结果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当前，美国的非加速通胀失业率为4%~6%。
在某些领域，非加速通胀失业率被称为“自然”失业率，这是人们创造的最邪恶的说法之一。还有些人甚至将“充分就业”认为是处于非加速通胀失业率水平。如果5%的失业率意味着每个人每年需要额外度过两周的无薪假期，这一失业率水平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目标，这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了，因为这意味着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将达到10%、20%或40%，并将导致贫困、无家可归、健康不佳、药物成瘾和犯罪等现象的上升。然而，当前严酷的政治现实是，在这样一个非加速通胀失业率水平上，投票人口中的大多数，包括大部分在政治上活跃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几乎不会对严重的失业状况有切身感受，但几乎人人都会对通货膨胀有直接感受。很多人似乎都认为，只要价格停止上涨，他们就会相应地从收入增长中获益，几乎没有想到价格停止上涨会对他们的收入产生影响。即使那些背负大量按揭贷款或其他债务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将从通胀中受益）也倾向于认为，通胀对他们不利。因此，一些被认为存在通胀风险的反失业政策很难在政治上得到支持，至少在失业率达到7%或以上之前是这种情况。7%是一个临界点，达到这一点，失业会带来更广泛的威胁。
实际上，不是某一通货膨胀水平，而是通货膨胀率的不确定性会带来危害。对于一个确定的、适度的通货膨胀率，可以通过调整名义利率和相关款项支付的长期合同的期限来适应这一通货膨胀率。与转变人们对价格的认识相比，改变价格标签和目录报价所带来的“菜单成本”或许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要让人们对不经常购买的东西（如家具和衣服）的当前价格形成一个合理认识，需要付出巨大的脑力劳动。一个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比如5%~6%的通胀水平，甚至还是有利的。货币政策在抑制经济衰退方面更有效，因为非常低的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水平能够刺激投资。原则上，让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6%（1个百分点）浮动比让其保持在-1%~1%（2个百分点）浮动可能会更容易，因为流通中的无息货币的实际价值变小了。此外，实现0%的通货膨胀率，要比实现5.5%的通货膨胀率需要有更高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
收入所得税的税基也会扩大，这样，边际税率和扭曲效应会降低，就有可能实现更加累进的税收，税收收入也会增加。基于名义应计收入的税收，实际上是对实际收入和一部分净值之和进行征税。这并不是人们思想上所认为的纯粹收入所得税，但就其实际效果而言，这是一种较优的税收。
通货膨胀率可能发生大幅变动，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这才是造成危害的原因。这些变动会导致以下结果：预期无法实现，在对某一社会产品所产生的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时存在任意性和不公平性，但通货膨胀率本身并没有使可分配的数量大幅减少。另外，失业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可分配的总产品减少。通货膨胀率的意外变化，无论是上升或下降，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盗用（embezzlement），但失业却是一种毁坏（vandalism）。
尽管如此，政治——金融领域当权派的出发点，仍是将底线当作最终的现实，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预算，鉴于在这方面钱是衡量一切好坏的标准，任何一种影响了钱的价值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一种对钱的亵渎；同时他们还有一种隐隐的担忧，担心经济迅速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我们发现联邦储备体系已经做好准备，一有通胀复苏的苗头就猛踩刹车，这一举措并未考虑要刺激耐用资本的投资。
在政治上，我们看到众议院在对一项要求实现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时，很大一部分人投了赞成票，但幸运的是，赞成票的人数并未超过2/3。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所计算的名义预算并不能有效衡量任何重要的经济量，但还是有人提倡平衡预算。要减少名义赤字，或许可以考虑通过长期租约和回购协议，把五角大楼出售给一家人寿保险公司，这至少不会有什么危害，但以减少国家债务转移为借口，将自然资源出售给私人开采者，却会使留给后代的真正遗产减少。
通过公共资本形成来回流储蓄
当然，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困难在于没有考虑经常账户交易和资本账户交易之间的区别。如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通用汽车以及家庭一直在上述“平衡预算”修正案的限制下运作，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电话、汽车和房子了。随着政府资本在道路、桥梁、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不断扩大，资本预算需要通过借款来得到资金支持，这对改善失业状况将会有很大帮助。但是，并不能保证这可以完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