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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公司所得税
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改善失业状况的古典思路，但都遭到政治上的反对，而且，总体来说这些措施的力度都太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这其中有一种措施就是废除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是至今为止私人资本形成过程中最为严重的阻碍，私人资本的形成需要股权融资。和资本利得税不同，公司所得税基本上是在市场之上或之前，需要一定的投资回报率，这个回报率应足以支付公司税，并且税后的收益率应和其他投资的收益差不多；而资本利得税通常是在市场之后或之下，会让投资者的收益减少，这类似于因对其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导致纳税人净收入减少。此外，公司税会引起股权和债权投资之间的低效率配置；其会对股权稀释产生激励，导致破产和重组，并且对那些价值可疑资产的并购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如果因减税而带来的额外储蓄超过了因此而形成的额外资本，那么减少资本利得税可能会对经济活动有抑制作用。这很有可能发生，因为大部分减税很可能被立即储蓄起来，而诱导资本的形成则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会受到立法变动的影响。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对资本利得的特殊处理也会大大增加税法的复杂性，并使投资无法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以税法中定义的资本利得的形式产生的投资回报，具有更优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土地投机中取得的利得对增加资源的实际可利用性没有任何帮助。
尽管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公司所得税有很多缺点，但是其在政治上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公司所得税是由别人支付的。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在分配“税负”方面也有很大的分歧，因为他们没有明确指出或考虑税收变化中所必须涉及的宏观政策的变化。和其他大部分税种不同，公司税对经济有双重打击作用，因为其不仅将收入从购买力中抽出来了，而且使通过投资进行的储蓄回流减少了。如果在税收中性的基础上征收公司税，会引起失业，但是如果通过调整预算来维持就业稳定，那就相当于使税负落到了未来的劳动者身上，这些劳动者在将来的工作中所使用的资本就减少了。
如果采取累积纳税基数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通过未分配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延迟，以及资本利得的实现时间不定所造成的税收延迟。根据我和卡尔·苏泊（Carl Shoup）在1938年的研究成果，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延迟报告收入，都相当于以某种利率对延迟的所得税进行借款。大约2/3的国内税法将是多余的，可能除了需要处理社会名流和频繁更换配偶的婚姻情况之外，大量的税务师将会去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
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想实现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可能就需要每年对公司的未分配盈余征收小额税款，大概相当于股东延迟个人所得税的利息。同样，应该根据持有时间长短对已实现的资本利得征收附加费，从而抵消延迟税收所带来的收益。
尽管如此，如果因政治原因还是需要征收公司税，这可能就需要对股息、利息和留存收益征收企业税，税率相当于个人所得税第一税级的税率，并且应免去这些利息和股息的“正常”税率。这就回到了1934年以前的情形，即将收入所得税分为“正常”税和累进附加税。为实现平衡，在计算由少数纳税人缴纳的累进附加税的税基时，应该减去对其他形式收入所征收的正常税。通过对未分配盈余征税来与这种附加税相对应，仍是合理的。
免税债券
另一种能够稍微改善投资分配的方法可能是，将对国家和地方债券的免息政策改变为对免税额按一定的税率进行征税，这一税率应能够保持债券的市场价值。这几乎不会对低税级的纳税者产生影响，财政部税收的全部损失将会被计为对债券发行者的补贴。高税级的纳税者将不再会有动力来投资这些债券，可能会进行更符合其自身情况的、更具风险性的投资。
对估算收入征税
一种更重要但在政治上更艰难的方法是，将自有住户房屋的租赁价值纳入到可计税收入中。这将不仅改善收入所得税的公平性和累进性，还会使可出租的房源增加，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更多的廉租房建设，缓解无家可归者的居住问题。还有一种类似的方法是，将非商务车的净租赁价值（相当于按该车市场价值算所需支付的利息）纳入收入所得税的税基中，这样就可以促进人们对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
将房屋扩建税转变为土地税
有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刺激在房屋扩建方面的投资，即用地价税代替部分或全部房产税，这一方案最早被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和法国重农主义者提出，最近的推崇者是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这一方案能够消除房屋扩建税所带来的严重抑制作用。不幸的是，从一项国家就业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种税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征收的，地方政府通常又受到宪法或州法律的制约。尽管如此，应该还是可以找到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来改变这一现状的办法。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政府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对市政用地征税时，可以对每平方英尺[1]免征一定数额的税款，相当于周围农业用地的价值，市政府对农业用地可以不实行减免政策；这还可以减少管辖区边界间的不公平性。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债务对一个完全依赖地价税的地区而言，意义是非常不同的。这样的债务实际上是对土地的集体抵押，尤其是如果该地区的土地价值被认为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地区整体债务的利息将总体上低于个人抵押贷款的利息，政府可以按照市场需求来借足够多的款，甚至用借款来支撑当前支出，这将符合所有纳税人的总体利益，当然前提是预留了一定的余地来处理突发状况。另外，这种债务融资途径并不涉及储蓄回流，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就没有实施的空间，而李嘉图的等价则完全成立。但这不会降低房屋扩建税减少所带来的强有力的刺激作用。
[1] 1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译者注
“供给学派”措施的局限性
然而，在当前情况下，如果几乎所有类型的固定资产都是闲置的或未得到充分利用，通过降低资本成本这样的“供给学派”措施来解决问题，其效果也很可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几乎不会再“拓宽”投资，最多会“深化”对一些新产品或新技术的投资，或者有一些经济领域相对而言增长较快，能让产能得到充分利用。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对固定资本的投资可能更多地还是依赖于对产品市场不确定性的评估，而不是依赖于资本成本。
不仅对税收政策来说是这样的，对货币政策更是如此。如果想要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内让当前失业率只降到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水平，货币政策也很可能无能为力，这一点，有时被形象地描述为使不出力的“推绳子”。主要的困难是，货币政策主要是对短期利率和可贷资金量产生影响，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会直接控制长期利率，而长期利率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些决策会影响实际的、持久性资本的形成。即使联邦储备体系准备好对通胀复苏的苗头进行强力压制，也不能很好地降低长期利率。看来，美联储似乎既没有足够的决心，也没有充足的资源来处理长期利率，进而增加资本形成，尤其是当闲置和未充分利用的产能遍及经济的各个角落时。
通过政府实现储蓄回流
这让我们不得不转向财政政策。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再考虑传统的名义预算赤字，或在区分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的预算制定中考虑经常账户赤字，而是应该开始考虑财政政策在将储蓄回流为购买力中的作用（超过私人投资对储蓄回流的作用）。传统观点似乎认为，就业增加需要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需要投资，而投资需要储蓄，因此，让我们通过个人退休账户（IRA）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储蓄，并勒紧腰带减少支出，就能使经济重新回到健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