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页
《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第24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这种方法并不会奏效。储蓄并不和卖马铃薯一样，如果不按现在的价格卖掉仍会留在手上，并对价格产生下行压力直到卖完而为止。储蓄如果不立即用于创造资本，只会使收入减少，甚至不会对利率造成下行压力。如果我受个人退休账户（IRA）的税负减免政策的诱惑而减少一次理发，那么我的账户就会多8美元。但是理发师的账户就会少8美元。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变得更容易获得创造资本的资金，也没有什么能使经济前景更具吸引力。正如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所说：“钱总是在那儿的，变来变去的只是装钱的口袋。”面对这一情形，如果理发师的反应是减少消费，这将进一步减少国民收入和储蓄。我可能成功地进行了储蓄，但是令别人的储蓄减少了，甚至减少的比我储蓄的更多。储蓄是一种极易消失的东西。只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入有一部分未被转化成新的储蓄，而这些储蓄未被转化为新的资本品，萨伊定律就不成立了。
另外，如果某个天才发明了一种新产品或新流程，并获得了贷款或借到了其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本，这种新增的实际财富事实上是某人的储蓄。与萨伊定律相反，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形成创造了自身的储蓄”。类似地，如果政府通过增加债务来筹集资金，并通过支出将这些资金回流为购买力，无论是经常账户上还是资本账户上，这不仅会产生收入并形成额外的储蓄，而且会增加需求，进而刺激私人投资来满足需求。
然而，并非所有的赤字财政都会使储蓄得到回流，无论是从当前被随意定义的名义赤字的角度还是从一个更为理性的、考虑到政府资产的角度来衡量。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一个完全依赖于地价税的地区来说，并不存在回流。出售五角大楼或购买一幢当前由政府租赁的办公楼，都不可能改变当前的回流水平，因为这会受到债券交易的抵消作用的影响。政府回流基本上是政府支出（这些支出对于其买方来说是收入）超过政府收入（这些收入意味着卖方本身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的部分。即使这样，也还需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如果政府投资了一个电厂，而这笔投资本来可以通过私人企业完成，那么，这里就不存在净回流了。
但总体来说，回流的变化和名义赤字存在一定的关联，公众和他们的代表人脑海中常有这样的看法，即出现赤字是不好的，“预算”需要平衡。因为这些观念的普遍存在，要想实现一个充足的回流水平，就会变得很困难。对此，以下做法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形成这样一个资本预算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只寻求实现经常账户部分的预算平衡，资本账户中的借款数量要通过考虑以下两个因素而做出决定：①与相应的私人投资情况进行比较；②确保即使背负债务，后代人也会从留给他们的资本中获益。这可能会影响那些理性投票者关于最优政府资本形成水平的选择，政府将可能有充足的空间进行资本投资，从而带来充足的回流，以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如果在教育、科研、空间探索等方面的投资被认为可以算作资本投资。这其中的一些项目，即使无法真正证明它们对收入回流的作用，对凯恩斯而言，还是和建造埃及金字塔这样的项目有着同样的作用。从公共福利的角度来看，比起通过借贷为空间站提供资金，人们可能会更支持通过借贷来为医疗保健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回流，但是，如果用于医疗保健的借款被认为会造成经常账户赤字，这种赤字在人们的意识中是有害的，那么，人们就会支持建设空间站了。
直接控制通胀的必要性
在经济真正达到令人满意的完全就业水平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就业接近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水平且通胀有加速发展的趋势，美联储很有可能要试图阻止这一加速并要求实行更严格的预算平衡，国会内将会出现要求削减“政府浪费”的声音。要想接近满意的失业率水平，就必须制定一些对付通胀的方法，但我们现在缺少相应的工具。
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经济中有三大要素需要我们控制：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利用水平、价格水平及对总产出的分配（满足当前需求和未来投资增长之间的分配）。同时，我们只有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一个通胀并不会造成威胁的年代，人们可以用这两个工具来控制就业水平和增长率，低利率加上足以保持充分就业的财政赤字或盈余，就会带来高投资和增长，反之亦然。然而，如果同时还需要控制通胀，仅仅依靠这两个方面的控制工具就像是在试图起飞一架没有副翼的飞机，而副翼是第三个控制工具，也是莱特兄弟成功的关键。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工具。
在过去的30年中，人们提出了很多直接控制通胀的方案，但没有一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战争时期，对某些具体价格进行控制并实行配给制，被认为是一种应急措施。这些措施能够发挥作用，部分原因是人们出于爱国心愿意遵守这些规定；部分原因是这些都是暂时的，价格不会发展到荒唐的地步，还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然而，作为一项永久措施，这可能不会起作用，当然也是不可接受的。最近的一些方案倡导通过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对一个并不完美的竞争体系中固有的通胀倾向施加向下的反通胀压力。这些方案往往遇到以下困难：无法衡量每家公司的价格变动；当和公司所得税联系起来时，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欲使税收激励措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基于市场的通胀控制计划
几年前，大卫·柯兰德来拜访我，并向我报告了一个阿巴·勒纳提出的根据市场权利来提高价格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下，那些想要提高价格的企业需要从准备降低价格的企业手中购买加价权，这样就保证了整体价格水平持续不变。这一方案能够避免税收优惠措施所面临的需适应不断变化的通胀压力这一问题，但是仍存在如何衡量价格变动的问题，比如因质量变化、新产品和销售（如交货、可靠性、服务、信用期限、捆绑销售等）中出现的变化而带来的价格变动。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提高了这一情形。采用总收入税会出现一个类似的问题：总收入税对纵向一体化有利，而对产品上市前需经过好几手交易的情形不利。在欧洲，这一问题是通过将总收入税和零售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而解决的。这也表明，我们不是通过权利市场来提高价格，而是来增加价值。
通过可交易总加价权来进行控制
基于语义方面的原因，我选择使用“总加价”这个词，而不是“增值”，是想暗示这种措施更多的是应被限制而不是被推崇。原则上，总加价只表示销售收入超过非主要投入的部分。在实际运作中，基于各个公司在前一会计期内的总加价，这些公司会分配到一定量的加价权，用于未来的会计期，并根据劳动力和投入资本等主要投入的变化，对加价权进行加减调整。在发放时，对这些权利赋予了充足的总面值——相当于投入的预计产出在理想价格水平下的价值，加价权是根据投入发放的。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加价权是可以用现金自由交易的，如果在一个会计期结束时，一家公司保留或获得的加价权比其在该阶段内的实际加价少，就会对其征收惩罚税。这种税收不应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是一种强制工具。惩罚税一定要比加价权的市场价格高。
因各种投资变化而对所发行的加价权进行调整，可以基于一个统一的变化百分比来进行。因就业变化而对加价权进行调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难：按员工或工时进行固定金额的调整，就无法考虑员工资历的不同，但如果按薪资总额进行调整，可能会引起有通胀倾向的工资增长。一些公式，比如一定比例的薪资总额加上按员工分配的固定金额，可能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样的公式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因为这些劳动力是失业问题的重灾区，所以这样的公式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