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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似乎不会带来不可逾越的问题。决定总加价和评估增值税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在欧洲，增值税的应用很普遍。因投资变化而对加价权进行的调整，可基于计算收入所得税时所需的账目，而因就业变化对加价权进行的调整，可与社会保险记录联系起来。可能还需要制定一些专门的方法来处理个体经营和小微企业的情况，或许可以把某些类型的公司排除在该方案之外，就像我们处理增值税时一样。
迅速实现真正充分就业的前景
有了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在当前情况下应如何制订计划实现充分就业呢？当前所报告的失业率是7.5%左右，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水平可以被认为是1.5%左右，因此需要降低6个百分点。根据奥肯定律，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百分比变化与失业率的百分比变化之间的比率关系是2.5，因此，GNP需要增长15个百分点。如果这种增长在两年内实现，那么每年就需要实现7.5%的增长；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和生产率增长了2.5%，我们两年内的年度GNP增长为10%。两年之后，我们就会达到充分就业的要求，增长因此就会限于劳动力要素和生产率要素上，很有可能在2%~4%。
面对有限的实际资源，公共财政可以承担起实现这些目标的责任吗？有可能，但需要另辟蹊径。一种方法是，应尽可能快地增加政府回流，增加量为GNP的8%~10%，从而实现10%的增长率。这种回流究竟应该有多快，当然应该取决于政治和法律环境。从某些角度来看，最快、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减税。不幸的是，如果减税是暂时的，所减的税款会被认为是应被储蓄而不是被花掉的意外之财，这样只有部分减税得到了有效回流。此外，如果减税不是暂时的，减税就会对日后因充分就业条件和债务清偿要求而需进行的增税带来阻力。在当前承诺不会增加新税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威胁尤其明显。或许最好的减税措施就是减少工资税，这可以保证最大比例的回流，但前提是这一措施在面对抗议时仍能得到实施，有些人抗议这会威胁社会保障体系的金融稳定性。
另外，要快速启动和终止对实际项目的支出更难。同时，无论是上文所说的总加价方案还是其他方案，都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影响反通胀措施的有效实施，以免预期投机和预期通胀无法得到控制。起始阶段的详细计划还应该被仔细地研究。
开始的几个月过去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凯恩斯所说的金融界的“动物精神”。一种极端的后果是，违反了传统上所认为的赤字是罪恶的观点，会带来恐惧和警示，从而发生大规模的“冬眠并迁徙到海外”。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旦金融界已经相信管理层关于实现充分就业的想法是认真的，且预测到需求将会马上让现有生产设备的闲置产能得到充分利用，那么，私人资本形成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吸收足够多的个人储蓄并使其得到回流，这样，暂时就不需要政府回流了。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因GNP的增长而增长，而对失业保险和福利的支出会减少。此外，或许有必要关闭那些与私人资本竞争实际资源的政府项目，从而避免发生“挤出效应”（这与政府因减税而进行借款所造成的挤出效应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随着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还需进行另一种转变。在一段时间内，资本形成可能仍会继续保持势头，这会使储蓄得到回流，但也会造成产能过剩，既无法找到劳动力来进行处理，也找不到市场来出售产品。在达到充分就业后的一小段时期内，资本形成应从适合于10%的增长率的水平下降到一个符合更低增长率的水平。此时，预计储蓄量可能会再次超过能够被私人资本形成所消化的量，即使是在非常低的利率水平下。这就有必要再采用其他方式来回流多余的储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重新启动政府回流。
储蓄的需求长期超过私人投资
确实没有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表明，在稳定的充分就业条件下，总会存在一个可以让理想储蓄水平和私人资本形成之间实现均衡的利率。当前的趋势似乎也表明，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出现了一些资本节约型的创新和实践。与传统技术相比，光纤如果被充分利用，单位服务的成本会按数量级减少，为铜线设计的导线槽就会永远剩下了；电子交换部分地取代了机电交换；即时生产制度减少了对库存的投资；通信技术的改进，使得单一航线的货物运输量比原来两条航线的满载量还多；一名用焊铁装配电子齿轮的工人比轧钢厂的工人使用的资本要少得多，并且服务业一般比制造业、采矿业或交通运输业的人均资本消耗低。
此外，在总投资开始回流私人储蓄之前，必须先回流那些需支付折旧、摊销、损耗和报废费用的资金，但科技加速进步加快了报废的步伐，这就使资本形成对利率变化不那么敏感了。非常低的甚至是负利率可能会刺激对非贬值性资产（如土地）的投资，但这仍然存在投机泡沫破裂的可能性。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回流都比较少，除非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资产价值的提高让资产拥有者感到更富有，并且让他们更多地支出。
从储蓄方面来看，寿命的延长和老年疾病的高额开销需要养老金和其他途径来支撑，这会导致储蓄增加。利率越低，就需要储备更多的储蓄来支撑一定水平的退休保障。最近，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富人阶层的手中，这些人很倾向于储蓄，他们不会在最终消费上花费太多，而是会将财富不断累积来玩金融游戏，以发挥其经济影响力，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储蓄回流的问题。一些回流可以通过海外投资获得，这反映在积极的贸易平衡和生产出口产品上。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海外投资的方式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包括：政治不稳定性、可能带来的还款问题以及外国政府的抵制（这些政府本身并没有有效的充分就业政策，因而不会欢迎别国政府以这种方式输出失业）。
总而言之，没有大规模的政府储蓄回流，没有长期的预算赤字，没有持续的国债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想保持一种稳定的真正充分就业状态是不太可能的，无论这对那些痴迷于预算平衡的人来说有多糟糕，甚至有必要让债务增长率高于GNP的增长。至于偿还债务的负担，可以通过降低实际利率（如需要，可趋于零）来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尽管这可能会使私人投资水平变得比原来高。即使仅仅设想一下上述这些前景，也需要我们打破惯性思维、拓宽思路。
我们面前的任务
这就是我认为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在我们所拥有的实际资源中，没有什么原因证明我们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快速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并将这种状态永久保持下去。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失业所带来的贫穷、无家可归、疾病以及犯罪等问题会大幅减少。我们还有可能会发现，削减军费、贸易自由化和移民政策以及资源节约和环保项目所面临的阻力也减少了。
我现在提出一个我认为能够实现这一切的方案。这一方案指政府对多余储蓄进行回流和控制通货膨胀。我相信这一方案既有助于解决问题，也能确保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或许还需对细节进行推敲，但我相信这一基本理念是可靠和可行的。
我们只是无法继续前进了，但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并没有失去世界领导者身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如果你们不认为我的方案会起作用，那么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找到有效的方案。否则，如果我们仍然固守那些主张固定总资源利用的传统金融观点和模式，我们就比不负责任的漂流者强不到哪里去，漂流者在面对罐装食品时的解决方案是：“假设我们有开罐器就可以了”。
第8章 我在经济学中的创造性失败
威廉S.维克里[1]
这篇文献代表了维克里本人对其思想的阐释，可谓绝无仅有。该文不乏幽默之处，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地梳理了过去25年来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的起起落落。维克里向经济学家们发起挑战，促使大家打破陈旧的惯性思维，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各种新思想。（JEL B14，N10，N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