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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第28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的一项最新的创新，是一种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即可交易的增值权利体系，我将其重新命名为“总加价”，以此暗指某种需要控制而非鼓励的事物。加价权利的发放，以之前相应时期的总加价为基础，并按照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加价权的总价值，设置为与各种要素生产的总产出价值相等，而总产出的价值按照某种合意的总价格水平估算，这样一来，价格水平就可以得到控制。假设通货膨胀由此得到控制，那么大力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能够把失业率降低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之下。目前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在5%左右，上下误差在1%~2%。这种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不仅有利于总产出，而且对缓解贫困、无家可归、种族对立、疾病、药物滥用和犯罪都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低失业率的条件下，接受贸易自由化条约、自由化移民政策以及减少多余的军队编制都会变得更容易。
有了这一控制通货膨胀的工具，那么增长率就有望维持在10%左右，并且能够持续2年或者3年，直到实现充分就业，之后增长率下降并稳定在2%~4%，这反映了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增长。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开始的时候必须通过预算将大量的储蓄回流为购买力，需要回流的规模约为GNP的10%，回流的规模随着私人资本的形成而逐渐下降，直至将松弛的储蓄——投资链条收紧。在追赶阶段，短期内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即私人投资足以吸收所有的私人储蓄，从而可以实现预算平衡甚至预算盈余，同时并不会放缓原定的经济增长。但是，随着经济增长达到上限，私人资本形成会从原来适应于10%的增长率的水平，下降到与其相适应的水平，比方说适应于3%的经济增长。因此，可能必须再次运用预算回流，这一次将一直持续到无限的未来。
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资本节约型创新层出不穷，同时经济活动日益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服务业，由此人均资本密度下降了。在这样的趋势下，上面提到的局面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如果我们这样写道：“充分就业下的稳定增长可以得到维持，并且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实现平衡预算”，就算这些在过去真的实现过，现在还能否这样写也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平衡预算的思想已经过时了。至少在当前的情形下，如果减少赤字的话，同时也就减少了通过赤字回流储蓄的购买力，进而将减少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支出、减少市场需求、减少私人投资，并最终减少留给子孙后代的实际资产。这12年来，我们一直被灌输“赤字有罪”的信条，然而不论人们是否接受这种灌输，即使这一最新的创造性建议有着巨大的潜在希望，但它是否能比我之前的建议获得更大的成功，尚有待观察。
能够产生合理的经济解决方案的政治过程既已失败，那么经济学家略微表现出一些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政治过程提出某些创见或许恰逢其时。比方说，如果不直接诉诸某种比例代表制的多议席选区，而试图通过不公正的选区划分（gerrymanders）来实现少数代表制（相比之下，其原始的蝾螈状选区是一个凸集），那是十分荒谬的。[2]如果立法机构的成员被授予的投票权重与其所在选区获得的支持成比例，那么即使每一选区中仅有少数代表，或许也能很好地实现比例制。此外，即使某人当选已是板上钉钉之事，但如果选民对其投票仍能增加其代表力，那么就会对选民形成强有力的投票激励。
有人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实行连续性选举而不是周期性选举，这样一来，每位选民在选举开始时登记选票，但只要对其代表不满意，或发现自己更喜欢其他候选人，他就随时可以自由改选。如果某位代表的支持率下降到临界水平，他就会被其他人取代。借助现代化的电子技术，确保这种选举过程便捷、合理且无欺诈是完全可能的。
当前民主制度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立法程序内制定决策时，采取的是一定顺序的两两相比多数决规则（pairwise majority rule），这就为各种操控和不一致的决策结果创造了机会。虽然从原则上讲，最高法院被认为负有保护少数人免受多数人暴政的职责，但最高法院并不总是能够履行这个义务，而且不要指望它会介入对少数人利益的微不足道的侵害之中，也不要指望它有能力或有权利很好地平衡得失，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裁决。
另一个困难之处在于，就目前国会的组织形式而言，讨论拨款的委员会几乎没有得到授权来关心钱从哪里来，而有关财政收入的委员会很大程度上又不考虑钱是怎么花出去的。近年来虽有些改进，如要求采取税收中立的措施，或要求支出不得超出预算约束，但这些放在一起最多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结局，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任何一种建立在序数偏好基础上，并且回避了偏好强度信息的体制，都无法避免出现不一致。通过修改决策规则，结果便随机地依赖于备选方案的排序以及任意的终止规则。为了显示偏好强度，就必须有某种衡量标准是必要的。这个衡量标准是由一些投票单元组成的，可以依据某位代表在其所在选区内所获得的选票支持，将投票单元分配到每一选区（或某选区的一部分）的每位代表手中。
根据这一衡量标准所制定的决策程序，可以运用需求显示技术，具体如下：在恰当的范围内，首先设置一项恰当的议程，该议程由多个完整的备选方案组成，并且任何人都有机会加入到选举议程中。一旦议程设置完毕，并在适当的时间内展开讨论，之后允许立法人员通过他自己拥有的投票单元数量，来表明自己对不同方案的个人偏好强度。获得投票单元最多的备选方案就被宣布为一项法案，之后从每位立法人员手中的投票单元配额中，收取一定数量的投票单元，因为他通过这些数量的投票单元来体现了他的偏好强度，从而使最终的表决结果给他人带来了价值损失。如果不存在共谋，那么这就是一种“边际成本定价”，在这种方法的激励下，每个立法人员都会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偏好。
不论有没有这个程序，让立法委员们放弃平衡预算的意识形态都极为困难。同样，让他们放弃减少赤字，并通过法案来使经济快速回到真正的充分就业状态，也是很困难的。告别现在的现金流量预算，像企业那样明确区分经常账户项目和资本账户项目，或许会有些作用，很多其他政府单位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同时，应通过举债来大规模地实行政府投资计划。但是，这还不够，而且可能也不灵活。资产负债表、预算表和盈亏平衡线在反映人类福利方面，都是一些十分糟糕的指标。同样，失业、就业以及工作岗位等，都是些愚蠢的指标。充分就业或许不能解决全部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但肯定能使大多数问题更容易解决。
不论我们抱有何种政治期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都不应舒适地靠在椅子上努力捕捉神奇的自由市场周期所创造的天籁之音；不应再指责那些设计出美好机制的智者是为了特殊利益，不论其提出的机制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不应斤斤于找出在微小扰动中获取些许收益的方法；不应仅满足于对陈旧的惯用方法进行顺势调整。从失业数据折射出的人类价值来看，当前经济运行得非常糟糕，当然，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除了发生大规模毁灭的时期之外，经济从来就没有很好地运行过。为了让经济表现得更好，现在正是经济学家献计献策大显身手之时。我们有的是办法，让我们好好使用它们吧！
[1] 威廉·维克里，哥伦比亚大学。本文为作者在第24届大西洋经济学学会会议上的主席演讲，会议时间为1992年10月15日至10月18日，会议地点为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
[2] 文中，gerrymander一词来源于salamander和Elbridge Gerry。Elbridge Gerry是19世纪初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在1812年的选举中，Gerry所在党的成员组建的选区在形状上就像一只蝾螈，即salamander，而其选区划分则是为了党派的私利。此后，人们即创造出gerrymander 一词，用来表示“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以及“任何以这种方式选出的代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