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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税收和支出回流储蓄
即便是“税收和支出”这样的计划，尽管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也仍然可以回流储蓄，因为人们往往通过减少储蓄来缴纳部分所得税。由于这些储蓄通过税收征收上来，之后再次回归到购买力当中去，从而经济的乘数效应可能会增加总的实际收入，增加额大约相当于总的税负增加额。因此，事实上政府增加的开销来源于所产生的额外收入，而整体纳税人的负担和国家负债并未增加。有时这个过程被称为“平衡预算乘数”。当然，其效果远小于借款融资的支出乘数效应，但是弗吉尼亚确实有免费的午餐！
过去的赤字和失业
当私人资本形成不足以实现实际国民收入的繁荣水平时，就必须通过政府借款和支出来将储蓄回流于市场需求，但是，政府借款总能填补这个缺口吗？事实上，很容易发现过去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即巨额赤字并未带来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20世纪30年代，与当时的政府规模相比（继承自柯立芝——胡佛时代的节俭政府），赤字的规模确实很大，而相对于国民收入，赤字的规模仍然较小，且远不足以回流充分就业水平下的超额储蓄（即收入当中超过私人投资可以吸纳和回流的部分）。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应当克服赤字并将其压缩到最小，而大幅提高税率正是为了减少赤字。
当时，虽然已有人提到应使经济离开死点（dead center），即类似于水泵的“注水启动”（Pump-priming，把一小罐水倒入水泵缸里使活塞密闭，之后就可以从井中汲水），以此暗指向经济中注入一定的购买力就会产生神奇的作用，但直到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赤字的回流功能才开始被大量的前沿经济学家所理解。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赤字对经济起到了刺激作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被又税率的提高所抵消，因此遍布于金融领域的敌意和悲观情绪都指向“白宫里的那个人”。只有到了1939年，战争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赤字，我们才找到一种合理的方法来实现充分就业。
虽然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渐渐被自由派经济学家所接受，但由于其导致的财政部门的膨胀，人们仍倾向于将其视为左派异端学说。足以使失业率下降到2.9%~3.3%的赤字规模，被人们看作朝鲜战争的副产品；而足以使失业率下降到3.5%~3.8%，则被认为是越南战争的副产品。除了这些战争期间以外，失业率仍被保持在5%以上，而到1982年，失业率竟高达9.7%。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并且赤字的定义也极具误导性，因此国家必须削减赤字；另一方面是由于担心大量的赤字必将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通胀加速水平。
通货膨胀恐惧症的发展
1966年的加速通货膨胀，尤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引发的通货膨胀，使人们对通胀的恐惧日甚一日。相较于失业，通胀开始被视为首恶。事实上，有人把年度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随意地放在一起，还编造出一个“痛苦指数”。其实，在一个多数主义民主体制下，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往往占据了决策过程的主导地位。即便失业率高达6%或7%，其影响也主要集中于少数群体，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地位相对安全且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失业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至少没有直接的影响，而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感受则相当普遍，许多人不惜用极其夸张的措辞来形容通货膨胀对他们的不利影响。
关于通货膨胀的错误理念
民众对通货膨胀的理解，有这样一种趋势，即主要把通货膨胀看作所支付的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忽视了其另一面即工资和其他收入上涨对通胀的抵消。实际上，许多人似乎都认为，只要价格不再上涨，他们的收入就会更高。但是，只要总产出水平保持不变，某人之所失，就必然是他人之所得。
温和稳定的通货膨胀的好处
客观上讲，作为一项对一般福利影响的衡量指标，较之于失业，通货膨胀率在美国远非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一个稳定、温和且可靠的通货膨胀率，通过名义利率的调整是完全可以被适应的，并且在涉及货币支付的长期合同当中，人们也完全可以将通胀率公式化。当然，频繁的价格调整会带来些许“菜单成本”，而且会计工作也必须随之改变；但另外，如此稳定的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扩大货币政策的范围，以使其更好地阻止经济下行，同时也有利于扩大所得税税基。这样一来，就可能得到更多的税入，也就更有可能采取累进程度更高、边际税率更低的税制，从而也就更可能实现更多温和的反激励效果。
比如，如果一项政策能够让通货膨胀率维持在5%，那么货币当局就能够以4%~7%的名义利率来为资本形成进行融资，相应的实际利率区间就是-1%~＋2%。因此，在经济面临下滑时，通胀率就是推动资本形成的有力工具。名义应计收入的所得税就等于实际净所得税加上一个净资产的百分比。虽然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净所得税，但从其结果来看，这是一项不错的税收。
未预期到的通胀率变动是个小难题
通货膨胀真正的麻烦之处，不在于通胀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不确定性。未预期到的通胀率变动，不论是升是降，不仅使人们的预期落空，还会导致随意的且往往是不公平的再分配（对给定的总财富或总收入）。相比之下，失业则意味着可分配的总产品减少了。简言之，通胀率的变动相当于一种得到授权的盗用（embezzlement），而失业则更近于毁坏（vandalism）。
通货膨胀vs.失业
通货膨胀更严重的后果并不在于通货膨胀本身，而在于控制通货膨胀所采用的方法。在当前的经济制度中，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法要么是财政政策要么是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的最终结果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事实上，近些年来，经济学家开始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来探讨通货膨胀和失业，并且他们也使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菲利普斯曲线反映的是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指的是这样一种失业率水平，即如果不引发令人无法接受的通胀压力，失业率就无法进一步降低。在某些圈子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也被称作自然失业率，而后者是有史以来人类创造出的最邪恶的表述之一，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将这种状态称为“充分就业”。
很大程度上，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大小取决于自由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社会——政治——技术结构。人口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其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要更低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产品及其相关服务日益细分，且越来越真假难辨，由此卖方对其产品价格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且当需求上升时，卖方总是具有提高价格的固有激励，而不是迫于竞争而采取薄利多销的手段。凡此种种，都大大削弱了市场竞争，因此，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似乎呈上升之态。
目前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在4%~6%。如果这意味着每人度过两个星期的不带薪年假的话，那么这一失业率水平还勉强可以接受。然而对于各种弱势群体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失业率将达到20%、30%甚至40%，并导致贫困、疾病、流离失所、药物滥用以及犯罪活动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这样的失业率水平就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真正有效的失业水平是，某人只要对工作不太挑剔且愿意工作，那么他几乎可以马上找到一份薪水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同时1%或2%的失业率水平，应仅限于那些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比如那些等待工作适合其资质的演员、运动员或建筑工人。换言之，真正有效的失业水平应是这样一种状态，即空缺的职位至少和失业者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