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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房屋所有者能够认识到他们的长期利益，这将有利于他们增加税收去补贴有利于土地价值的服务，以便将税率定为能够鼓励有效的公共事业的水平上。在不太长的时期里，这类公共事业效率的增加将会使得他们的财产租金增加，其增加幅度超过了所要求的补贴。
不幸的是，作为一项刺激投资的国家政策要素，转向土地价值会遇到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阻碍，在某些时候，这种转变还需要修改宪法。如果政府采用联邦税收来鼓励这一转变，在目前情况下，这项措施可能还需时日，并且它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能否在符合宪法的条件下使用联邦税收还存有疑问，因为宪法要求联邦税应该依据人口进行征收，但这项措施的投资效果可能很小，原因在于主要的效果不是每单位的地价税本身，而是地价税减免的改进。
[1] 1英亩＝6.0703亩。——译者注
[2] 1英尺＝0.3048米。——译者注
通过地价税支持的公共债务的优点
转为地价税所带来的另一个可能就是社区融资成本的降低，降低社区融资成本的途径就是政府增加借贷来应付当前的开支，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清偿按揭或者投资那些不征税的数额。政府支付的利息通常比个人按揭利息或者个人投资回报低很多，因此，该社区每个人的状况都会得到改善。在某种情况下，政府债务越多，从长期来看，纳税人的状况就越好，此时市场开始下调政府债券，或者没有足够的边际借贷能力来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另外，如果理性的财产所有者把他们的社区债务份额视为按揭的等价物，那么储蓄回流效应就不复存在了。赤字融资并非总是能够回流储蓄，尤其是税收体系主要是对资本课税时。
低利率刺激的无效性
应对疲软经济的传统方法就是降低利率以及放松银行信贷条件。然而，这种方法存在着局限性。如果现有的工厂没有发挥出全部的生产能力或者完全倒闭，那么即使是零利率，也不足以吸引私人从事新工厂建设或者扩大产能。低利率至多能鼓励新设施或者新产品的研发投资，尽管这类投资很有前景，但如果利率的高低是一个关键因素的话，这些投资都是很难盈利的。
通过债务回流储蓄的必要性
在合意的短期内，以上所有的方法都不足以把失业率降低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个水平，更不用说降低到有效水平。增加赤字是减少失业率的一种必要且令人满意的方法，然而这会遭到道德上广泛的反对，并要求减少赤字。通过转向资本预算、平衡经常账户预算以及依赖借款来提供所需的刺激经济的资本支出方式，从意识形态上反对赤字融资的人可能会有所减少。如果能够对资本支出类别提供充足的解释，那么资本投资机会可行性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在传统意义上，尽管人们认为有许多资本支出主要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比如教育、高速公路以及桥梁维护和建造，并且政府可以匹配各种各样的急救拨款来处理这些问题，但可能存在时间问题。一般来说，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开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是很困难的。尽管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和收缩常常是困难的，如果以上支出不限制在资本支出而是拓宽到经常账户的服务和项目上，那么这种改变对时间控制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减税的困难
赤字融资的另一面，即减税，也有其自身的一些困难。如果政府宣布一些减税政策是暂时的，那么许多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的群体会把减税政策当作暂时的红利，而且他们趋向于把他们的一小部分收入用于更多的消费，其结果就是这些减税政策对经济几乎没有刺激。为了使减税取得实际效果，我们应该将目标群体聚焦在低收入者身上，因为这些低收入者十分希望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减少工资税，但是会引起相关的税收问题，比如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付。
然而，如果没有明确指出减税是一项暂时的措施，那么在没有新税收口号的条件下，增加收入最终为增加的本息以及必要的公职进行融资将会变得困难。这可能会让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忠于小政府以及消除政府浪费的群体感到高兴（在很多案例中，尽管没有减少大多数为维持军事防御工业复合体的公然浪费），但我们必须从长期前景来考虑这件事情。相对于改变支出水平，改变税率可能周期更短。
另外，除非税率的改变是建立在累积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否则这种改变会产生许多恣意歧视并增加行政困难。因此，这种改变对各个不同税收时期的收入如何分配的影响相对较小。这种改变将消除国内一半以上的税法，包括折旧率、资本利得的定义和费用以及资本化。这种个人所得税的简化会受到税收技术人员的抵制，因为他们是依靠税收的复杂性来谋生，同时，这种简化也会受到国会的抵制，因为他们热衷于运用税法给予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减税这种短期的重大改革，就目前而言，似乎不是我要做的事情。而且，不论税收的额外负担有多少，增长的债务对它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的依赖程度不高，增长的债务主要是依赖于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税收制度特性之间的关系。降低税收来运转储蓄所构成的危险可能使它更难应对债务还本付息。
让失业降低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之下
在最为乐观的情形下，这些方法能将失业缓慢而痛苦地降低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4%~6%）之下，当失业率处于这个区间时，如果政府想进一步降低失业率，它可能会再次受到通货膨胀趋势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会强烈反对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如果有必要的话，货币当局会采取大幅提高利率的措施，甚至在预算方面也不再表示支持。根本的困难在于，当前可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将经济带到令人满意的充分就业状态。事实上，经济有三个维度需要我们来控制：失业水平、通货膨胀率以及总收入在当前消费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本形成之间的分配。然而，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涉及两个基本维度：通过财政政策对总购买力的控制以及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对私人投资的控制。这种情况类似于让飞机在没有副翼的情况下飞行，而副翼正是莱特兄弟最基本的发明。在最好的情况下，对飞行的控制是也不精确的，如果遇到坏天气，飞机就有坠机的危险。我们缺少一种控制购买力注入的方法，即我们无法控制购买力究竟流向购买更多的商品，还是流向推高价格。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既能够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又不会导致无效的高失业率水平，即维持在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失业后备军”水平。
和平时期控制的困难
在暂时的紧急时期，例如战争时期，通过对大量的具体价格实施精细的控制，通货膨胀问题虽不能完全解决，但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但是，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暂时的措施能够起作用，部分原因在于民众认为这种方法是爱国主义的体现，但作为长期解决之道，它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只要紧急时期很短暂，延续之前价格模式就能起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会越来越不符合效率要求。改造产品和引进新产品也会引起一些问题，这就使得恰当地调整价格变得困难。
反通胀激励计划
在过去的30年里，人们提出了大量的关于反通胀措施的建议，但是大多数建议都涉及单个产品涨价时对其进行行政控制，因此面临着行政管理上的困难。此外，还有许多方法涉及某种形式的信贷或公司所得税调整，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更糟糕的开始。不过，如果经济学家还打算养家糊口的话，就不能轻言放弃。
阿巴·勒纳的涨价权利市场
对于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解决方法是建立在阿巴·勒纳去世前所提倡的思想的基础上，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涨价权利市场。其中，那些打算涨价的群体必须向那些愿意降价的群体购买涨价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在无须对单个价格强加严密控制的条件下，总体价格水平将保持不变，同时单个价格能够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不断变化。通过市场的自动调整，这种方法解决了必须时时向市场施加反通胀压力的问题。但这一方法的确有很多问题。例如，在面对产品质量、新产品上市以及销售方面，如服务、可靠性、搭售等的各种变化时，应如何确定价格应在何时变动。更为根本的是，当某企业发现其供应商提高价格时，我们应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