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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加价权利市场
实行总收入税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针对不同的情况，总收入税的效果也不同。总收入税有利于企业的垂直一体化，而不利于分散化，因为对于分散化经营，一件商品需要通过多次转手才能进入最终的消费市场。在欧洲，通过把销售税和总收入税转变为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并以此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增值税，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决。这表明，勒纳关于自由竞争市场中总加价的权利或者权证的概念得到了运用。在企业上一时期总加价的基础上，将加价权证颁发给企业，当然，应随前一时期的就业和投资资本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某些企业的成本结构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并且相应地降低了产品价格，那么就可以将多余的涨价权证出售给那些因不利变化而需要涨价的企业。在清算当期加价时，如果某家企业的涨价幅度超过了其持有或购买的涨价权证，那么就对其课以一笔处罚税。当然，这笔税款不是作为税收的重要来源，而只是一种强制措施，惩罚税应稍高于权证市场价格，即处于加价权全部售出的市场价格之上。
确定总加价，可参照欧洲估算增值税的方式。就业变化的调整可以建立在社会保障数据的基础上，而投资变动的调整则可以建立在所得税数据的基础上。这些调整将以这样的方式来决定，即发行的总加价与某一合意的总体价格水平下生产要素所产出的产品总销售价格相对应。这样的话，这种方法就能独立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完全控制通货膨胀。
走向充分就业
如果总体价格水平在企业的掌控之下，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全部效果就是促进实际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假设失业率是7.5%，失业率像1950~1951年那样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那么3年后失业率降低至1.5%。依据奥肯法则，我们可以推算，失业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净国民产值就会增加2.5%；失业率降低2%，收入就增加5%，相应的劳动力和生产率增加了3%。在这3年里，每年的增长率就是8%，之后，由于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4%。在官方的失业数据中，有一些失业者没有被记录下来，而这些失业者同样提供了产品，所以，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对这些产品的来源做出解释。这些遗漏的失业者包括想要全职的临时工、隐蔽性失业者、没有报道却不积极找工作的失业者。在增长率达到10%~12%的两年后，经济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尝试预测何种政策时间模型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是不够谨慎的。充分就业意味着我们运用了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我们现有的计量模型依据政治制度进行了校正。政治制度与这里提出的大不相同，尤其不依赖于凯恩斯所提出的创业群体的动物精神。我想扩展马克·吐温的评价，他评价的大意是“白色谎言、黑色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学”，我扩展为“白色谎言、黑色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
然而，我认为我能够以一般的方式来描述下面的模型。首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初始动力，其中，赤字占GNP的10%~20%，它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效地将经济带入到充分就业的赤字水平。当然，这个赤字水平取决于必要支出的筹集速度，而筹集速度可能与暂时取消工资税有关。暂时取消工资税的激励能够持续多久以及之后的走向取决于决定资本形成的人如何看待这个初始动力。在某种极端情况下，资本形成会由于紧急项目带来的政府债务的增长而遭到冻结，结果就是这些资本无用武之地。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继续高额赤字和扩大已经令人担忧的债务就有所必要。更为合理的情景是，如果人们认定政府能够使经济快速增长到充分就业，并且开始认识到涨价权利计划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开始扩大私人资本形成，更多地吸收源于收入增加的储蓄，这样一来，需要政府通过赤字回流的储蓄就更少了。收入的增加与用于失业补助和福利支出的减少使税收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赤字反而大量自动地减少了。
事实上，若上述效应足够明显，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最后阶段，如果预算处于盈余状态，那么私人投资吸收储蓄的可能性更大，或者大幅增加利率可能使投资与可获得的源于收入增加的储蓄保持一致。当然，合理的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对快速变化的适应能力有关。
实现并保持充分就业
然而，随着最高的充分就业的实现，当经济在8%~12%增长时，巨大的变化已经不太可能。巨大的变化必然受到2%~4%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限制。当然，劳动力的增长伴随着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和可能的资本密集度的增长。这就意味着潜在投资会急剧地下降，至少广化投资（widening investment）会急剧下降，而深化投资（deepening investment）不会急剧下降。
因为100美元的新资本所起的作用等价于过去300美元或者500美元的旧资本所起的作用，主要的例证就是计算机产业和通信科技，所以当代许多新科技都是资本节约型，这就使情况变得不容乐观。例如，虽然电子交换所需的空间只是机电交换所需空间的一小部分，并且它能够提供更多的精致服务，在光纤能够被充分运用时，光纤所需的成本也只是铜线电缆成本的一小部分，但是，在中央交换器方面，电话公司面临着过多的无窗口空间困境。在这些领域，面对如此高速的更新，利率的大小几乎无法对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虽然更好的通信会增加流量，但是它能够让铁路减少一些主要的线路追踪，而日本准时制生产的运营方法减少了库存投资。
在储蓄方面，如果利率减少了提供大量退休年金的成本，那么高额的利率可能会减少储蓄而不是吸引储蓄增加。面对这样的状况，找到利润可观的投资机会来吸引意愿储蓄而不包括源于折旧的收入流中的资金是十分困难的。我们无法保证存在一个合理的利率使得企业在净新资本投资方面所需的资本数量（这个资本数量超过了重置费和折旧费）恰好等于个人意愿储蓄的数量（这个储蓄是源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收入）。同样，随着政府赤字减少而出现盈余时，也无法保证存在一个合理的利率水平，能够创造出足够的投资来吸纳政府盈余。因此，政府运用盈余或者赤字来填补这一缺口就恰逢其时。在长期看来，坚持预算平衡为灾难埋下了祸根。
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充分就业可能需要公共债务无限增加。当然，政府债务的增长依然与国民收入的增加保持合理的关系。当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时，国家在失业补助、福利以及司法公平方面所需的预算就很小，并且在充分就业时，国家运用税收偿还债务的压力也不大，而当国家需要拿出预算去救济某些群体时，国家运用税收（此时的税收要小于充分就业下的税收）偿还较小债务的压力却更大。在不久的将来立即增加债务可能是减少长期债务压力的最好办法。
充分利用资源而非恪守财政正义
这就是我向你们展示的目标。真实的充分就业水平，比过去100年里的和平年代所经历的充分就业水平要高，我们应该在两三年内实现这一水平并保持下去；真实的充分就业的辉煌成就不仅表现在产量和收入的增加上，还表现在减少贫困、疾病、毒品、犯罪等社会问题和裁汰军队冗员方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摆脱平衡预算、万能的美元价值、清教徒的禁欲以及有利的贸易平衡思想的束缚，而应该将注意力转向资源、人力和物质方面，同时，我们必须着手思考如何有效利用资源来增加福利。加价权利方案可能会起作用，如果它不能起作用，那么经济学家就必须设计出其他能够起作用的方法。
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一时想不起他具体是谁，他曾说过，公共财政的工作恰恰在于，不能仅出于财政理由来做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接受账簿上的数字来控制我们的生活，并对此毫不质疑。诚然，这些账簿自有其作用，但是当这些数字强迫我们忍受人力资源的浪费以及失业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时，我们就必须看到硬币“真实”的一面。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竞选演说时总结道：“你不可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现在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必须放弃愚蠢的财政正义，不能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