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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必要的最优政府债务
威廉S.维克里[1]
如果政府债务不太多，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将是国家的福祉。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81年4月30日致罗伯特·莫里斯的信
[1] 本文原为未发表的手稿，作于1993年3月16日。
作为私人资产的政府债务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或许并没有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优势，但他的直觉比当前那些秉承传统智慧而告诫我们厉行节俭、削减赤字的人更有洞见。而这些主张节俭的人，往往无须面对节俭的巨大压力，他们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历届政府纷纷采取强力措施降低过高的失业率，然而却接连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正在于对国债规模过于“警觉”了；常常有人断言国债规模已经过度，或至少已面临过度的危险，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力主“平衡”政府预算；而就债务或赤字对真正国民福祉的决定性影响而言，其规模是否过度或面临过度的危险，则全然不予考虑。然而，如果从其对总体福利水平的影响来检验，国债规模或赤字规模常常低于其最优水平，遑论其水平高得足以导致灾难性后果。
以阿巴·勒纳提出的“功能财政”这一概念来看政府债务，就是要考虑它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作用。换言之，个人所积累的储蓄当中，除了明智地投资于私有真实资产以外的部分，皆应由政府债务来为其提供资产投资渠道。政府债务的这一功能，对于保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债务规模小于实现这一功能所需的水平，那么个人的超额储蓄就会表现为消费支出的下降，进而导致真实收入下降和失业上升，由此这些储蓄也终将消失。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下降后的收入水平相对应的资产需求降至与私人资本存量和政府债务的资产供给相等时为止。
这恰好与传统的看法相反。传统观点认为，在其收入当中，公众愿意以资产形式持有而非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是固定的，且独立于其收入水平，因此政府债务就会“挤出”私人投资。这种传统的认识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经由资本市场的运作，个人出于种种私人动机而积累的储蓄和财富，与他人出于逐利而对真实私有资本品而进行的投资，二者可以自动实现相等。但是，并没有一条经济学定律可以保证，资本市场总能以切实可行且令人满意的状态来实现二者相等，同时，也没有什么机制可以保证二者能迅速地自动趋于均衡；而且，即便均衡存在，也没有什么机制可以保证其稳定。事实上，当前情形的发展趋势是，一方面，由于人们预期退休后的岁月更长，满足所需失能照料的成本更高，所面临的工业经济不稳定的风险更大等各种原因，个人储蓄和积累财富的愿望增强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节约型创新的发展，经济活动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以及资本折旧率和报废率加快等因素，即使利率极低，私人部门新增净投资可盈利的空间也大大减少了。因此，古典经济学中无须政府干预的充分就业均衡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即便能够实现，也是极度不稳定的。
缺乏资本时的政府债务
为了使核心问题更加清晰，我们不妨从一个假想的简单游牧经济开始谈起。在这一经济体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商品都将十分迅速地腐化变质，资本投资的数量受到相当严格的限制；家庭财产只要超出某一水平，在迁徙过程中就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不值得携带，从而值得拥有的家庭财产也是极为有限的。贸易的方式是以物易物，以某种商品单位如1蒲式耳[1]谷物为计价单位。资本边际生产力为零或者为负，并且，为满足遥远的未来需求而进行足够的个人积累，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典型的养老模式就是依靠年轻的一代。当然，对老人的供养，或多或少可以依赖家庭以外的年轻部落成员。然而即便如此，这一经济体中还有两方面无法令人满意。其一，由于丧失生育能力、死亡率忽高忽低或人际间的隔阂等原因，社会安全网可能会有许多漏洞，从而无法实现令人满意的照料水平。实际上确有这样的报道，游牧部落中那些身体虚弱而无法进行迁徙的人，往往就被扔在路旁任其自生自灭。其二，这一经济体提供的退休照料水平并不受个人的控制：有些人只要能到小树林里散散步、坐在火炉边读书看报或看电视，或是照顾孙辈就觉得人生圆满了；而另一些人可能计划退休后要经常到国外进行豪华旅行体验异域风情，或观看盛大体育赛事和戏剧演出。如果没有机会为个人进行储蓄，那么退休照料水平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风俗来决定的，与个人偏好无关。
接下来，我们在这一经济体中引入货币，即一种可兑付为商品的凭证。为避免该凭证的价值在某种特殊商品市场发生重大扰动时（如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导致金银大量增加）波动过大，可采取这样的办法，即以若干类主要商品的一定数量作为凭证可兑付的基础，并且在面临兑付要求时，凭证发行方最多只能将当时相对短缺的几类商品从兑付清单中排除在外，而凭证持有者可以在剩下的商品种类中选择其想要兑付的商品。这样的话，就既可以避免某种特殊商品市场的变动对凭证价值产生过度影响，同时也可以避免兑付者由于不得不持有一些不易处理的商品而产生的不便。如果各种商品在季节性上存在着足够的重叠，那么大部分准备金就可以由季节性储藏来实现，从了降低了储备金的真实成本。以上所述仅在于说明和描述，货币的确切内容究竟是什么、其引申含义是什么在此无关紧要。
以Mc来表示日常交易中流通的凭证数量，对于发行凭证的政府来说，这就是一笔无利率的债务。Mc当中超过必要准备金R的部分，可作为社会分红发放，用来补贴水井或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给。重要的是，现在人们可以通过积蓄这些凭证，来供养自己的晚年生活了，除了指望家中年轻一代奉养之外，或可以此作为一种补充。为了避免当前交易不畅，任何数量的储蓄（以Mh表示）都必须通过额外发行凭证来顶替，而且额外发行的凭证必须用于购买那些为储蓄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其他资源，这样才可以维持经济活动的总体水平。
随着储蓄Mh的数量越来越大，为了满足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兑付需求，或许就有必要增加储备金R了。若不增加储备金的话，也可以发行债券来顶替这些积蓄。当然，债券利率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对兑付要求也要有一些限制。这样，我们就引入了国家债务这一机制，国家债务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为个人提供了一条储蓄的途径，由此，个人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而进行储蓄时，就不必考虑其他人是否有机会为了盈利而进行私人投资。在这一模型中，如果国家债务未能增加到足以容纳个人的意愿储蓄水平，就会导致Mc资金转化为Mh资金，并导致交易总量下降。此外，我们也没有理由期待Mc的流通速度会上升。
在长期均衡当中，这种债务规模将有多大呢？如果要给出总量上、数量级上的估算，我们可以按照如下假定来分析：假定人口总数保持不变，其平均受命是84岁，人的一生分为4个时期，成长期是从出生到21岁；作为父母的时期是从22~42岁，这段时期人们生育并抚养他们的孩子；积累期是从43~63岁，这段时期未花完的收入要么用于老人的照料（家庭型经济体），要么用于个人退休后的生活（个人型经济）；最后一个时期是从64岁开始，平均为21年，在这段时期里，人们要么依靠年轻家庭成员的照顾，要么依靠自己积累的养老金来生活。现在我们集中来看后两个时期，如果我们假设人们希望后两个时期的支出水平相同，那么他们在积累期就会把一半的收入用于储蓄，也就是，到积累期末将积累10.5年的收入；由此，在最后的42年中，平均资本积累就是收入的5.25倍，假设第一个21年里没有非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在最后42年里，非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国民收入的2.625倍。此外，任何留给后代继承的那部分积累，或在初期为了接受更高的教育或类似目的的积累，都不包括在上述积累之内。但不管怎样，个体需要的积累与生产性资本的真实创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