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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中，是否存在跨期转移或代际转移，取决于以下资源的分配方式，即某一群组（不妨名为B组）从42岁时开始向其62岁时转让的资源，这部分资源由政府所购买，当然政府要以这部分资源所购买债券的收益为代价。如果这些资源以退休收益的形式分配给前一组群（A组），那么其结果只不过是，一方面，把先前B组自愿承担A组退休照料的社会义务正式化了；另一方面，B组成员相互之间也可以进行合意的交易，即B组中的储蓄者放弃一定消费来支持B组中的支出者。当然储蓄者在其后的退休阶段会得到相应的反向补偿转移。另外，如果债券销售的收益用在人人皆可享用的公共物品上，那么C组和D组就从A组和B组那里得到了好处（占了前人的便宜），至于这一负担如何在A组和B组之间分配，取决于B组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履行其社会义务来照顾A组。在这种情况下，其后果是对后来的几代人都有好处，这与那种借款将给未来造成负担的说法完全相反。
[1] 1蒲式耳＝36.3688升。——译者注
对资产需求和供给的长期变化
当然，在现实中，一直到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退休后的供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主义的制度安排为基础，而且，由于当时的预期寿命较短，供养的负担也就轻得多。当时，大部分储蓄和财富的积累，往往是由那些与真实资本资产的运用和创造密切相关的个人所进行的。完全无须考虑资本资产是否能够实现而积累的储蓄和财富，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并且很容易被私人的资本形成所吸纳，而不必通过政府负债。随着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发展，即便从家庭退休供养向个人化供养的转变已经制度化，在一定时期内，仍不必通过政府负债来解决。
然而，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情形的变化过程虽然缓慢，但却已彻底改变。种种原因都导致了为老年供养而进行的意愿积累水平急剧上升。家族模式转变为原子化的家庭，甚至转变为破裂的家庭和单身，这一转变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个人主义式老年供养的需求。当前，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养老金计划已经变得十分普遍，如果想要措置得当，就需要大量的资产积累。寿命的延长和对老年人疾病照料的成本上升，增加了充足供养的成本。这还不包括出于其他动机的储蓄，如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为了留给子孙后代，为了接受更高的教育而面对日益昂贵的教育支出，为了建立自己的工业帝国，或干脆为了获得参与金融游戏的筹码。
另外，由于工业经济已经成熟，因此这样说恐怕并不为过，即投资或许马上就要接近饱和了，相对于总产出而言，有利可图的净投资机会似乎已经大大减少。过去的累计投资，产生了越来越高的折旧费支出和其他资本消耗支出，必须对这些进行再投资之后，才能产生新增的净投资。资本节约型创新以很低的成本替代了旧资本的功能，从而更少的净投资就能使产出增加。经济的重心普遍从采矿业、钢铁业和铁路业等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向电子业、运输业和服务业转移，这同样意味着总体资本——劳动比的下降。各种设备复杂程度的上升以及快速的技术变革，缩短了投资的经济寿命，以至于在决定投资的盈利性方面，利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至少就美国当前的情形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最终的结果似乎是这样，充分就业水平的产出和收入产生的意愿储蓄和财富积累，其规模很可能远超过逐利动机下私人资本形成所能吸纳并回流为购买力的部分。其中的缺口必须由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来填补。但是，为了使充分就业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些平衡的项目需要有多大规模呢？为了避免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又需要多大的规模呢？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着一种方法来确定债务的最优规模？是否可以将那些危言耸听的观察家们的担忧置之不理呢？
资本的类型
从资本和生产、就业的关系来看，区分不同种类的真实资本是有益的。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资本是生产性的厂房和设备，事实上这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第二类相关的资本，是生长中的农作物以及加工和运输中的产品，这一类资本的数量基本上随着产量的变化而自动变化。不过，必须将其和销售存货区分开来，如果以减少购买有形消费品的形式来储蓄，那么就会立刻导致短期存货投资的上升，但随着订单的减少和就业的下降，存货投资的增加几乎立刻就会消失。第三类资本是可损耗的自然资源，对这类资本的变化需要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可预测的价值变化，如时间的流逝或与合理的生产计划相关的损耗所带来的价值变化；另一种是由于市场波动而导致的偶然的价值变化。第四类资本，是不可损耗也不可再生的资产，例如土地（指区位价值而非土地改良）、雷诺阿的画作（Renoirs）、罗丹的雕塑（Rodins）、邮票藏品以及米奇·曼托（Micky Mantle）的棒球服。[1]
还有一类资本形式更加微妙，有时名为“商誉”（good will），或者用估税员的话来说叫作“公司超额”（corporate excess），即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市值，要比构成公司的各种资产单独衡量的价值之和还要高，高出的部分即为公司超额。在某些情况下，当企业通过串谋或误导性广告取得垄断地位时，就用这一术语来掩盖公司的垄断地位或垄断名声，因此它并不能算作国家财富。但在其他情况下，可将商誉或公司超额描述为“组织动力”（organizational momentum），此时它包括由真实生产性资源支出而形成的员工关系、客户资源、工作协调和劳动力培训等。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商誉确实是通过资源的使用而产生的，并且还可以将储蓄回流为购买力，同时还可以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因此从原则上讲，识别其真实价值是有可能的，但要想确定其价值究竟有多大，并将它与其他资本类型明确区分开来，却是极为困难的。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体现为专利、版权和商标的资本。福利经济学分析表明，排除其他人进行某种药品生产和销售的权利，其前景无异于对食盐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排他性授权。这种限制对于得到授权的人是一种资产，但它对经济效率却是一种损害。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对新产品开发所涉及的支出提供恰当的激励。通过垄断授权来提供激励，激励的力度是极其不确定的，并且它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往往要远大于给创新者带来的价值。在理想情况下，可以通过一套奖励机制对成功的创新者提供激励，但如何才能设计出合意的程序来评奖和颁奖，这一问题也十分棘手。同样棘手的是，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如何对待这一类资本。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这些权利的资本价值，并没有很好地衡量开发过程中所直接或间接使用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数量。不论是好是坏，这些模型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使得处理这类资本时所犯的任何错误都不那么突出了。
[1] 据文意判断， 此处Renoir 是指法国印象派画家Pierre-AugusteRenoir（1841—1919），Renoirs 是指Renoir 的画作；Rodins 是指法国雕塑家Auguste Rodin（1840—1917）的雕塑作品；Micky Mantle（1931—1995）是美国棒球明星。——译者注
收入的类型
要想搞清楚可支配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分流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些困难。可支配收入分流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可以直接体现为支出的收入，另一部分是储蓄，如果不希望这部分储蓄消失，就需要对其进行单独回流。例如，海格-西蒙-尚茨（Haig-Simon-Schantz）所定义的个人收入当中，就包括了资本资产的价值变化。[1]如果我们希望在所得税评估过程中，避免对个人收入做出随意的行政性区分，或者避免为纳税人提供暗箱操作的激励，那么就必须使用这一定义。当然，只要不涉及避税，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仍不妨做出某些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