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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为了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在各种类型的收入当中做出定性区分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可以按照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方式来区分，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政府财政对收入影响的大小来区分。例如，工资和薪水的变化，一般可视为相对持久的变化，由此导致消费的直接变动相对较大，而储蓄的变动相对较小；而利润的变化导致的消费变动可能相对较小，同样，资本收入或资本损失导致的消费变动也较小。政府回流，是以政府支出超出政府收入的部分来衡量的，政府收入使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而政府支出则具有增加可支配收入的作用；如果政府回流采取工资、薪水、利息、养老金或福利支出的形式，而不是用来购买包含利润成分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消费。
上面这些定性的思考远不够精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我们有足够的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想要对两三年内从当前的失业水平达到充分就业所需的政府回流水平和最终国债规模做出某些判断，仍必须考虑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不过，对国债规模大概的数量级进行初步的考察仍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当前政策的总方向亟须转变。
[1] Haig-Simon-Shantze收入，也称Haig-Simons收入，该收入包括消费支出和财富净值的变化，这一收入概念对美国和欧洲的税收制度影响巨大。这种定义个人收入的方法，最早由德国学者Georg von Schantz于1896 年提出，后经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M. Haig 和Henry C.Simons分别于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进一步发展，成为著名的Haig-Simons 收入。——译者注
美国经济所需的债务计划
现在，我们来看所需的最终国债水平，这是警觉的观察家们的根本关注点。在一个封闭的经济里，可将国债规模等同于人们意愿拥有的名义个人财富超过国内私人所拥有的财富的部分。从美国近来的情况出发，以私人拥有的财富（以实际产业财富、耐用消费品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债务之和来估算）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作为衡量个人资产意愿水平的指标，我们可以观察到，1960~1990年，这一指标从1971年的较低水平3.631，上升到1990年的较高水平4.133，其最主要的上升趋势表现在从1984年的3.767上升到1990年的4.133。以私人的实际资本（包括耐用消费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衡量私人回流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指标从1966年的较低水平1.878，上升到1982年的较高水平2.323，到1990年又回落到2.202，产业资本下降的趋势，部分地被其中耐用消费品成分的上升趋势所抵消。
假设到了1997年，我们可以将失业率维持在1.5%，那么从现在开始到1997年，首先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可以增长3%；其次由于失业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从7.5%下降到1.5%），根据奥肯法则（即GDP对失业的弹性是2.5）可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还可以增长15%。因此，若以1987年为基期，则GDP将从1987年的4.821万亿美元增加到6.620万亿美元（以1987年的基期美元计算）。如果通货膨胀率继续保持在3%左右，那么1997年的CPI就是143.1，因此以当前美元计算的GDP将达到9.473万亿美元。
如果我们假设资产——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最高为4.500年（即资产的价值相当于4.5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么，当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为0.7171时，资产就等于3.227年的GDP；假设私人资本与GDP的比率最低为2.150年，那么所需的政府债务规模就是1.077年的GDP，或以当前美元计算就是10.202万亿美元，要想满足个人通过储蓄来实现其对资产的需求，并将个人储蓄回流到收入当中，确保这部分储蓄不会消失，那么这样的债务数量就是必需的。将这一数量与1992年5.160万亿美元相比可知，从1993~1997年，我们的总赤字将为5.042万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008万亿美元。当然，政府赤字不一定要平均分布：为了提供一定数量级的回流激励，第一年的赤字可能是2万亿美元；然后接下来的两年是每年0.5万亿美元，因为私人投资可能已经调整好状态，准备迎接充分就业；之后，随着私人投资再次回落到与每年3%的实际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可再次实行较大的赤字。
此后，如果通货膨胀率仍保持在3%，且实际产出也以3%的增长率增长，那么每年的名义GDP增长率就是6.09%，并且，如果各种系数都稳定在前面假定的水平，即意愿资产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为4.50年，或私人资本与GDP之比为2.15年，那么债务将同样以6.09%的增长率增长。如果规模相当于1.077年GDP的债务每年的名义利率为9%，那么就会产生一笔需由当前财政收入来融资的净费用，该费用占债务的2.81%或占GDP的3.03%；虽然这笔费用为数不小，但与占GDP高达25%的政府预算相比，还远不足以成为负担，因此也不至于引起恐慌。因为每年需要通过预算回流的规模，大致相当于赤字水平（按照目前不太严谨的赤字定义），所以回流规模就等于所需债务或赤字水平的增量。这与真正的充分就业所带来的好处相比，不可谓得不偿失。面对收紧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通货膨胀降低到先前假定的3%这一水平。这就需要创造额外的控制手段，例如在本书其他地方讨论过的可交易的加价权利市场方案。
事实上，如果存在能够完全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率的方法，那么允许通胀率上升到5%或许是有好处的，这样就可以通过货币扩张将货币利率降低到6%，那么实际利率就是0.951%。名义GDP和名义债务值将以8.15%的速度增长，这样就会产生一笔从资本运营到运营预算的净流入资金，该资金流量占债务的2.15%或每年GDP的2.32%。如果到了1997年之后还有任何“对未来的负担”，它将被无限推延。
不太极端的备选方案
当然，结果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做的假设是什么。为了进一步降低必需的债务规模，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假设，由于设备的折旧费和报废费用更高，以及以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更大，于是可支配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0.7171下降，不妨假设下降到0.6，同时假设，由于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这可能是由于累进税，也可能是由于收入更多地从利润转向工资，还可能是由于利率和利润率降低造成的，于是资产——需求比从4.5降低到3.5，并且仍假设创新是资本密集型的，于是资本——产出比上升到2.5而不是2.15。如果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性发展，的确发生了上述变化，那么在充分就业水平下，政府的资本盈余就等于2.5-0.6×3.5＝0.4倍的GDP，这是维持生产能力增长所必需的水平。另一种备选方案是，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提高利率，使利率高到足以将资本形成限于可获得的私人储蓄范围内，与此相对应的是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这可能是预算平衡论者心目中的世界景象之一，但却与当前的现实相去甚远。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当中，对外贸易平衡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前的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外国对本国资产的额外需求，其效果已暗含在上述计算当中。随着贸易平衡的变化，各种估计值应做出相应的修正：消除贸易平衡赤字或转为贸易盈余，就意味着可供国内储蓄吸收的资产供给增加了，于是所必需的政府债务规模就相应地减少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实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债务发行，是为了吸收居民的储蓄，因此下面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即这样的债务如果规模较大，就意味着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来向那些不友好的外国人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