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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时间所限，在此无法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进一步的分析或将集中于相关的参数分析上。但这里的分析已经表明，达到真正的充分就业状态显然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也能获得具有人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各种收益，并且不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沉重的负担。事实上，用更多的私人资本来满足资产需求的增长，通过这种方式留给后代的真正遗产将远远超过给他们带来的净负担，即财富从纳税人向持有债券居民的转移。的确，通过立法批准巨额赤字，可能会导致更加慷慨的政治拨款，比如向马海毛生产者支付3倍的市场价格，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稻米、棉花和紫苜蓿的生产者提供稀缺的水资源，保护那些位于大沼泽（Everglades）边缘地带的蔗糖生产商免遭灾难性的生态破坏，当然也要保护美国的消费者和拉丁美洲的生产商。[1]但可以肯定的是，将预算紧身衣套在政府身上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正确的方法是将理智而有条理的分析以及相关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学原理提请立法机构讨论。
[1] Everglades，特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一片沼泽地区，大沼泽国家公园位于其中。——译者注
第11章 为什么不要充分就业
威廉S.维克里[1]
不必要的高失业率是造成许多社会弊病的重要因素，将失业率降低到1.5%左右的低水平，就可以大幅减少各种社会弊病。而这需要大幅增加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
最近，虽然合意的私人财产与GDP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但私人寻求利润的投资资本与GDP的比例趋势趋于稳定或有轻微的下降，如果GDP快速增长到充分就业水平，那么我们就需要不断扩大政府债务，来填补私人寻求利润的投资资本与GDP之间的缺口。
相应的赤字是实现下述目标的方法：收入支付的流动性得以增强，市场需求得到增加，充分就业得以实现，诱致性私人投资得以扩张。其结果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享有更多的资本遗产以及更加熟练的劳动力。在一个繁荣的经济中，要想偿债并不难，而在一个萧条的经济中，偿还当前的债务会困难得多。
如果通货膨胀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小心应对以免造成失业，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可交易的总加价权利市场。（JEL E6）
在此，我不打算讨论纯理论方面的进展，我想强调的是成熟工业经济体当中某些特征的变化，这就需要对凯恩斯主义的相关模型进行新的思考。
在我看来，和平时期当中，最后一个失业率可接受的年份是1926年，根据当前对失业的定义，估计1926年全年的失业率为1.8%。除了战争时期之外，我们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失业率水平。在二战期间，失业率降低到1.2%，这可能是因为大量妇女也加入了就业队伍。从那以后，虽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失业率曾降低到2.9%或3.0%，但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隔期，失业率从未降到4.0%，有时失业率高达10%，而当前的失业率约为7%。
目前，在某些领域，人们将4%~6%的失业率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甚至把这一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这是人们所创造的最邪恶的表述之一）。如果5%的失业率意味着每人需要额外无偿地工作两个星期的话，那么这一失业率水平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如果5%的失业率意味着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将达到10%、20%甚至40%，并加剧贫困、流离失所、卖淫、药物滥用以及犯罪活动等社会问题时，那么5%的失业率水平就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更不用说，这么高的失业率会让反对贸易自由化、国防支出合理化以及保守方法的倾向不断增加。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为什么我们无法将失业率降低到1.5%，从而一个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责任感，同时对工作类型又不十分挑剔，总能够在48小时内找到一份足以谋生的工作？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在错综复杂的“资本市场”中并不存在内在的自动机制，能够使利率收敛到充分就业水平下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均衡点。而近来的发展表明，资本市场中甚至不存在能够调整利率的状态。
有人可能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工业革命的高峰时期，那时或许有望见到在充分就业水平下使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市场利率，其运作方式就像土豆的价格调整一样，均衡水平之上的土豆价格会随着未售土豆存货的增加而下降，而土豆价格会随着对土豆需求的上升而上升。但是，在所谓的资本市场中，不存在相应的未投资储蓄的存量。虽然计划储蓄未必等于计划投资，但从实际实现的角度来看（即“事后”），实际储蓄和实际投资总是相等的。
如果受到个人退休账户计划（IRA）或国家为经济增长而鼓励储蓄的其他激励方案的诱导，我打算这个月少去理一次发来增加储蓄，那么我的银行账户就会多出8美元，但是理发师的账户就会减少8美元。然而，银行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没有任何增加，利率也不会下降，也不会吸引任何投资者增加额外的资金投入来创造资本，总之，没有任何因素来抵消理发师的部分失业。事实上，如果理发师的进一步反应是减少他自己的支出，其结果就是总的支出和收入都减少了，最终总的储蓄也减少了。我可能成功地增加了储蓄，但却只能以减少其他人的收入和储蓄来实现。计划储蓄和计划投资相等，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也只能通过价格水平、总体经济活动或二者同时的漫长的变动过程来实现，而无法通过利率的即时变动来实现。
从原则上讲，在当时的年代里，货币当局充当解围者的角色是有可能的，即通过对利率的调整，使计划储蓄和计划投资在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下相等。不幸的是，不知是出于必要的无知还是其他原因，货币当局总体上的目标更多地体现为维持汇率或货币价值，而不是实现充分就业。其实，货币当局仅和某些圈子里的人保持直接的联系，而在这些圈子当中，几乎很少有人担心自己会失业。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维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失业后备军”，并将其作为一种增强劳动力纪律的方法，是很受欢迎的，同时这也被认为是抑制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代价。结果便是充分就业就算能够实现，也只能在经济周期的波峰时才能实现，而既然是周期，就总会有经济萧条、“艰难时刻”和经济危机。
虽然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追求利润的私人投资可能十分庞大，从而足以吸收充分就业水平下稳步增长的收入当中的个人储蓄，但是，在过去的50年里，各种变化一直在发生，使得资本市场不可能实现这种平衡。投资并非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能够随着利率的降低而无限扩张，相反，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已经下降了，净投资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这一比率约为2.1年，而且可能还有轻微的下降趋势。
上述结果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本节约型创新的普遍盛行，比如光纤代替了铜，于是原本填充铜线的电缆就报废了；电子交换系统不仅比机电系统更便宜，而且需要的空间也更少，但是由此却给电话公司留下了大量难以处置的空闲设备空间；与之前同侧的两条线运转相比，中心化的交通控制能够让更多的车辆在单轨长侧线上行驶；与毛里塔尼亚号（the Mauretania）邮轮相比，波音747系列客机更高的运输速度，使其能在每年每单位投资上运载更多的乘客，行驶更远的距离，更不用说让波音747客机与玛丽女王号（the Queen Mary）相比了；此外，还有即时存货管理和计划之类的创新等。此外，就投资而言，一直存在着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移，比如当政府融资的高速公路替代了被遗弃的私人所有的铁路时，就意味着公共投资替代了私人投资。而在需求模式中，也存在着一般性的转移，即从重工业产品向轻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转移。由于技术创新导致的快速报废，降低了过去投资的净现值，同时产生了大量的折旧备抵，在投资开始回流新的净储蓄之前，这些折旧必须由总投资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