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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净投资的需求受到了限制，而且净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也在降低。如果你正在考虑购买1台在3年之后贬值80%的电脑，那么利率因素对你的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在考虑对住宅进行多少投资时，按揭利息也只是房屋总价很小的一部分，投资决策还必须考虑摊销费用、税收、供暖费、维修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另外，为了供养自己的退休生活以及其他意图，个人持有资产的愿望在逐渐上升，目前这一资产大概相当于3.2年的GDP，而且有显著的增长趋势。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对退休设施更高的期望以及家庭关系的疏远，其结果就是养老更多地要依靠个人积累的储蓄，而不是依靠年轻家庭成员的赡养，与工业帝国建造者的积累倾向相比，储蓄对中产阶级越来越重要，从而使储蓄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一方面，利率的变动如何影响总积累，仍然是不确定的。由于较高的利率会降低未来确定年金的现行成本，其结果很有可能是降低而不是增加当前储蓄，除非人们对退休资金的需求弹性大于1。另一方面，最终的积累可能会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增加。并且，利率的增加和有竞争力的利润率的上升，会使收入分配更有利于贷方和富人，而富人的储蓄倾向可能更高，其储蓄将直接用于工业帝国的建造和高风险的金融游戏。
因此，这就存在着相当于1.1年GDP的缺口，这一缺口应该由政府债务来填补，而不可能由利率的灵活变化而显著地缩小。如果政府债务少于1.1年的GDP，那么总资产就会处在合意的水平之下，个人就会通过减少支出的方式努力增加他们的储蓄，以实现增加其资产的目的，其结果就是产量、就业以及收入都会下降，直到资产需求下降到与资产供给相等时，产量、就业以及收入的下降才会停止。简单来说，年均GDP趋向于政府总债务的90%。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写道：“如果政府债务不太多，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将是国家的福祉。如果国家债务没有超过充分就业水平下GDP的1.1年，那么国家债务就不算过多。”
对于一项充分就业计划而言，在1998年之前将失业率降低到1.5%的想法，并非不合理。如果我们可以把年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并假设生产率和劳动力每年增加3%，假设某一时期15%的增长对应失业6%的下降，运用奥肯法则（产量的增长率与失业率减少的比例为2.5）可知，1998年充分就业的GDP应该是10万亿美元（以当前价格计算）。相应地，个人持有资产的期望是32万亿美元，其中仅仅有21万亿美元来自于私人净投资资本，其他的11万亿美元则来自于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当地政府的债务。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在1998年之前实现充分就业，那么我们在未来的5年里就必须增加联邦赤字，平均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然而，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的一种断言声称，政府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削减赤字，而这些断言是建立在若干有关赤字如何可怕的谬误之上的。谬误之一，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的那样，赤字就是为了当前的享乐而肆意挥霍，其代价则是子孙后代将背负沉重的还债压力。如果我们当前处在稳定的充分就业状态，或者至少满足于处在固定失业率或“自然”失业率状态，这一说法可能还有一些道理。这里的争论就像那个著名的典故一样，几个人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看着面前的罐装食品，经济学家打开罐头的贡献居然是“只需假设我们有一个开罐器”。这样看待赤字，其暗含的假设是，就业水平和总体经济活动必然固定不变。
当前的事实与这一说法完全相反。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增加赤字会增加额外的可支配收入、额外的消费、额外的产量以及额外的就业，并最终吸引额外的投资来提高生产能力，使子孙后代能够继承更多的生产性资本，掌握更好的劳动技能，并且未来的犯罪人口也减少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麻烦之处在于重复收费，除非债务的增长得到削减，否则利息费用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将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事实上，与经济不景气时的5万亿美元债务相比，充分就业条件下的11万亿美元的债务要容易处理得多。具体来说，在1998年以后，如果我们希望继续实施充分就业政策，把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且实际GDP增长3%，那么名义GDP将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如果维持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维持在1.1年，并且债务利息为8%，那么债务利息的6%能够以债务本身的增长进行融资，而剩下2%的利息或者GDP的2.2%可以通过当前预算来筹资。这很可能超过了所包含的失业和福利的下降，因此总的说来，利息费不会带来额外的负担。即使在通货膨胀率为零以及真实利率高达7%的极端假设条件下，目前的预算流失仅仅是GDP的4.4%，这是一个可控的数量，当大多数利息包含在纳税人的收入中时尤其如此。
第三个谬误是据说鼓励个人更多地储蓄，同时减少“挤出”效应，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所谓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赤字吸收了储蓄从而减少了私人可用的投资资金。事实上，相反的论证是正确的：在没有错误的货币政策前提下，赤字所带来的收入和需求会增加投资，这些投资很容易通过扩张的信贷得到融资。粗略地说，在中长期，每增加10亿美元的债务就会吸引2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并且还会产生额外的收入，这些额外的收入会生成储蓄，而这些储蓄会使投资增加。事实上，投资资本的增加本质上是某人的财富和储蓄的增加。投资创造它自己的储蓄，而不是相反：储蓄（不消费）既不是必需的也不会对刺激投资。
第四个谬误是通货膨胀总是最重要的罪恶，因此必须降低通胀，即使以增加失业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大多数民众似乎都认为，只要价格停止上涨，他们的处境就会得到改善，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收入。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个时期，当通货膨胀没有被预期到的时候，对于少数依靠名义固定收入生活的人来说，上述说法基本上是适用的。但是，越来越多的涉及工资支付的长期合同，都会以某种方式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给予补贴。因此，如果运用了不恰当的核算方式，完全预期和确定的通货膨胀可能带来较小的破坏，但总体说来，确定的正通货膨胀率可能在提高生产率和累进所得税时有较大的积极作用，或许可以让边际税率随着扭曲效应的降低而降低，同时也可以给予货币当局更多的操作空间来对抗暂时的经济下滑。
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偏离（上升或者下降）的确会带来麻烦。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对债务人不公平；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对债权人不公平。事实上，更为糟糕的是，在过快的流动中，超级通货膨胀率会导致资源浪费，而温和的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是对给定产品的再分配，然而失业则是减少了可供分配的产品。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类似于合法的盗用，而失业则被认为是纵火的行为。然而，一个不幸的政治事实是：除非失业率高达7%左右，否则与正确或者错误地认为受到通货膨胀威胁的人相比，受到失业威胁的人相对较少。
自1926年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能够在不高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下实现充分就业。从那以后，差异化产品的增加、高额的开发成本以及专利危险构成的进入壁垒等使价格竞争减弱了，其结果似乎是通货膨胀率有增加的趋势。价格不是由卖者和买者构成的市场所决定的，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卖者决定的，因为卖者对他们自己和竞争对手的产品特性最为了解。在营销过程中，卖者通过激励来提高价格，在这个过程中，卖者经常采取歧视策略将市场人为地隔离，这些策略的运用不仅使效率下降而且能够迷惑公众。
在乘客旅行时这种定价现象十分普遍，飞行常客计划就相当于某种形式的商业贿赂。经常出行的人往往是这类计划的客户服务对象，卖者会给这些顾客一定的折扣。此外，预购机票或者住宿一晚的限制常常给顾客带来极大的不便，同时与他们愿意的旅行方式相比，他们的旅行边际成本十分高昂。前段时间，我计划从阿比让（Abidjan）返回纽约，而此时我被告知我接下来的安排是去的黎波里（Tripoli）。根据飞机票价，返回纽约然后去的黎波里的票价要比改签机票直接从阿比让到的黎波里的票价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