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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资总是试图赶上生活成本，于是就产生了工资——价格螺旋，只有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才能对其加以限制，这就会引起失业。因此，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担忧，可能是阻碍实现充分就业的因素。
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一个经济体有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维度：价格水平、就业水平以及在当前需求和实现增长的投资之间进行分配的总产出，然而，我们只有两个控制方法。这两个控制方法分别是通过利率和资本市场操作的货币政策以及通过运转可支配收入的财政政策。我们试图运用两种方法控制三个变量，就类似于没有副翼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一样：如果没有急转弯的需要，飞机还能平稳飞行，但是试图在侧风中着陆，飞机就存在极高的事故风险。如果我们想要接近真正的充分就业，我们就需要第三种方法。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严重的“滞涨”以来，关于寻找这样的第三种方法，人们已提出了许多建议（Colander，1986），但是这些建议很少得到支持，也没有得到决策者的严肃对待。我自己偏爱的方案是以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建议为基础的，他认为应该建立涨价权利市场来控制通货膨胀，这样的话，任何想要涨价的人都必须向那些愿意降价的人购买涨价权利，其运行方式与可交易的污染权利方案类似。由于衡量单个的价格变动存在行政管理上的困难，这种方法也就未能付诸实践。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供方对商品价格变动的转嫁，这就使我们立刻想到增值意义上的解决方法，该方法类似于欧洲普遍实行的将销售税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做法。
简言之，我的建议就是发行增值权证，此处用术语“总加价”来刻画，意为这是一种需要控制而非鼓励的事物。加价权证的发行，可以以企业前一时期的运行状况为基础，并根据企业主要投入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的变动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在竞争性市场中，这些加价权证可以以现金自由买卖，如果某企业在一定时期结束时，其总加价超过了它所持有的加价权证，那么就对其课征一笔惩罚税，当然，征收惩罚税的目的不在于大幅提高税收收入，仅仅是为了提供一种强制措施来确保企业遵守加价规则。在这样的机制下，企业的处境要好得多，因为这一机制允许企业总加价的幅度超过其最初得到的权证发行数量，只要向那些未能实现其加价额度的企业购买加价权证，企业就能够实现高于初始数量的加价；实际上，未能实现加价额度的企业也分享到了高加价企业的鸿运，并且降低了风险。就经济效率而言，这一方案仍然保留了足够的激励。
加价权利市场启动时，加价权的发行总量应涵盖各种要素创造的产品量，因此其发行应以提前设定的总价格水平为基础。在理想情况下，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等于特定时期预期的通货膨胀平均水平，在这个时期，未偿付的长期工资合同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使合法持有的期望的烦恼最小化。因此，如果通货膨胀在公司的控制下，通过适度增加赤字，失业率就可以降低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水平之下。这样一来，货币当局就不能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借口实施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
正如你们能够想象的，这是一个很难传播的方案。但是，由于几乎消除了失业，从而获得社会和经济诸多方面的好处，即使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一方案仍值得尝试。
[1] 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1991～1992年任大西洋经济学会主席。本文原载于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22(1), March 1994, 39-45。
参考文献
第12章 超越凯恩斯主义宣言：基于资产的宏观经济学思想
威廉S.维克里
对某些人来说，“后凯恩斯主义”（Post Keynesian）这个术语，或许意味着凯恩斯正在逐渐落伍[正如“战后”（postwar）这个词一样]，因此，我斗胆引入另一个术语，其内涵是指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或超越凯恩斯主义（就像翻越阿尔卑斯山一样）。人口和技术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此情形下，为了将我们的分析拓展到长期视角（尽管还没到那么长，我们就去世了），就应当对凯恩斯主义关于资产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方法进行重新评价。不过，为了扫清前进的道路，在开始分析时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凯恩斯主义通过增加政府债务来创造需求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使其有效。
命题一：乔治主义证明了李嘉图等价的有效性[1]
在一个乔治主义的社会里，偿还债务融资的唯一方法就是征收土地价值税，这样一来，公共债务实际上就成为一种以土地作抵押的集体按揭。税收的减少及债务的增加，会使每个纳税人拥有更多的现金或债券，但与此同时，财产的净市场价值将发生等额的缩水，因此纳税人的净财富没有发生变化。此时李嘉图等价是完全的，它的激励效应仅限于极为有限的流动性效应。如果公共债务的利率低于私人债务，人们就会愿意进行储蓄。如果公共债务融资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或其他能够增加土地租金的项目支出，那么将会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1] 根据文意判断，此处的乔治是指美国经济学家亨利· 乔治（Henry George）。Georgism 一词为作者自创，此处直译为乔治主义。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主张采取单一的土地税和土地涨价归公，著有《进步与贫困》等著作。——译者注
命题二：以财产税偿债抑制了投资
如果主要的税基大部分以可再生的或者可消耗的资产为主，就像地方财产税那样，那么赤字财政就对资本的形成或保存有严重的抑制作用。就债务的偿还而言，这些经济活动[1]有望吸引他人来分担一部分债务。处在较低的债务水平，人们总对其他投资者抱有期望，希望他们会跟进并承接一部分债务，但在某个时刻，这个希望的泡沫会突然破灭，随之而来的便是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这一债务是为了那些能够增加财产价值的基础设施而融资，那么其后果的严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轻。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改善型的投资保持不减少，即使债务融资是基于改善税收的目的，投资也无法达到公共投资带来的充分提高生产力的优势。
[1] 这些经济活动指赤字财政。——译者注
命题三：国家赤字仍有激励作用
在美国联邦层面上，税收高度依赖于工资税（或者消费税），因此若实行赤字融资，就把税收负担从当前的工资和消费转移到未来的工资和消费上，同时下降了的资产价值并未得到资本化。这样一来，为当前的消费和收入进行生产就得到了鼓励，特别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将来的压力（如果存在的话）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因此，这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
命题四：错误的信念能够暂时自我证实
然而，如果人们对李嘉图等价或与其密切相关的“挤出”理论的信仰足够强烈，那么在某个时期，这一信念对投资的抑制将足以超过对消费的刺激，于是，在一段时期内，这种信念就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经济行为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疯狂追求无情理性”、一心只追求纯利润的机器人。甚至对那些未被“挤出理论”谬误所俘虏的人来说，如果他们也不考虑其他人的非理性反应，那么他们也是不理性的。不过，面对可支配收入增加和市场需求增加的现实，这些错误的信念最终都会向现实妥协。
我们已提出上述警告，因此现在就可以转向凯恩斯主义分析的核心部分，看一看它如何应用于当前的形势。
命题五：充分就业需要大规模政府赤字
对整个工业化世界以及其中大多数单个的工业化国家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大规模且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要想实现持续的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