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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的寿命和退休后的岁月延长了，老年人所需的照料和医疗成本更高了，家庭纽带也更为松散，因此对老年的个人化供养的要求上升了，这就使得因为养老而对各种资产的需求急剧增加。此外，收入的集中度也更高了，有些人更愿意积累收入去进行高风险的金融游戏，获取经济力量或者建立自己的产业帝国。这些趋势都导致了对资产需求的急剧上升，即相对于GDP而言，资产的市场价值剧增。
另一方面，私人部门在提供可实现市场价值的资产供给方面，其供给能力提高得越来越慢了。资本节约型创新，如光纤技术、准时制生产计划、集中行车调度、微型化、电子运算和交换技术而非机械运算和交换以及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转向对轻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等，这些创新都倾向于降低资本——产出比。高科技资本的快速报废和折旧、R&D投资（研发投资）以及知识产权的提升，降低了净投资（以资本的市场价值衡量的）与总投资的比率。公有的公路和机场对私有的铁路和枢纽的替代，减少了私人持有资产的基础。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私人部门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国民产出的比率和债务净值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其结果就是，私人对资产的需求与私人部门在令人满意的就业水平时的资产供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并且这一缺口还在不断扩大。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充分就业下的GDP的增长，那么就必须增加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层面）的资产供给来填补这一缺口。如果不以这一方式来填补缺口，同时个人持有的总资产供给达不到他们愿意持有的数量，那么个人就会通过削减支出的方式来将其净财富提升到合意的水平。这样一来，就会使销售、产出、就业以及GDP下降，直到资产需求下降到与所能提供的资产供给相等为止。在经济运行环境当中，上述根本性的技术变化和人口变化无疑具有重大的宏观经济含义，然而经济学家却骄横地对其保持漠视，而且漠视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命题六：货币政策无法填补缺口
私人的资产需求和私人资产供给之间的缺口已经太大，大到已经无法使用利率或信贷供给的调整来填补。一方面，对资产积累的需求以及相应的储蓄供给对利率并不敏感，甚至还会形成反向关系。例如，利率下降时，如果人们希望保持养老保障水平不下降，那么这样做反而会使养老所需的资产数量上升。
另一方面，高风险、快速报废、设备维护以及其他使用者成本，都会使生产性资产投资对利率的长期反应减弱。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暗含的假设是，只要实际利率下降，对逐利资本的投资潜能将无限扩张，这样总会存在一个利率来填补上述缺口，但这一假设未能考虑到各种相关条件的不确定性，有些条件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因此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事实上，随着利率的下降，对当前的投资决策来说，越来越多的未来条件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对这些条件进行预测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高。即便是土地这种典型的耐用资源，也会受到气候变化和各种侵蚀的影响，更不必说各种短期的不确定性如税率变动、区划变动、相邻外部性的变化以及收益调节的变化等。就算有零利率、100%抵押的贷款政策，但单凭这一条，人们还是不敢买皇宫般的豪宅。
在计量经济学研究当中，通常是在时间序列研究中，也倾向于高估利率下降对增加私人投资和资产供给的长期影响。例如，利率降低可能会刺激一波住房建设高潮，但是一旦住房库存满足了新的需求水平，那么房产建设可能就会回落到原来的水平。
命题七：其他方法都不足以填补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私人资本形成与私人储蓄之间的缺口一直比较小，部分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或与战前相比下降了，部分是因为预期的退休岁月仍然比较适中（退休岁月不太长），更重要的是因为修复战争破坏、填补战争期间民间资本停滞所留下的缺口的投资机会充足。由于两德统一，德国延长了这一恢复时期，日本则通过大规模的出口顺差延长了这一岁月。但是，通过对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出口顺差来解决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不能作为普遍的解决方案。
原则上，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大规模出口顺差，或许能够暂时地解决这一问题，但这在实践中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政局不稳或腐败丛生，因而提高了投资的风险，这种风险往往超出大多数私人投资者愿意承受的水平。退一步讲，私人投资者最终还是希望从投资当中获得回报，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产生出口顺差，然而这也同样很困难。就算这些都能成功，也只不过是把最初的问题抛给了债权国。
通过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价格的投机性繁荣来满足资产需求，是一种暂时性的泡沫解决方案，而泡沫必然会破灭并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正像1929年那样。通过政府授权来创造财产，如授权食盐专营，颁发出租车营业牌照，保护农业，甚至仅仅是对垄断保持容忍等，或许有助于填补缺口，但若不以严重损害配置效率为代价，则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从长远来看，除了长期且持续的政府债务增长之外，其他方法都不足以填补缺口。人们曾认为，经济周期中的平衡预算是解决问题之道，然而，平衡预算不再是有效的方法了。
命题八：促进个人储蓄的方法恰恰导致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在传统观点中，更为严重的谬误是这样一种说法，即通过某些方法来增加个人储蓄，就能够促进投资和增长。这些方法包括：对多种形式的储蓄，如养老金计划，给予免税优惠，降低对资本利得的课税，转而实行消费税等。对大多数个人来说，意图增加储蓄，实际上就意味着减少消费支出。这样做提高了储蓄者银行账户的存款，但会使商家银行账户中减少等量的金额。而且，这一过程并未创造任何“可贷资金”，对那些打算用于储蓄的资金来说，既没有鼓励也没有便利新资本的创造。假如有所鼓励或便利的话，那么资金到了商家手中，即到了某种典型的企业家手中，与这笔资金留在储蓄者手中时相比，更有可能为活跃的资本投资奠定基础。
个人储蓄者所增加的储蓄，会被收入减少和商家储蓄减少所抵消。在服务业中，比如理发店，这一效果立竿见影；涉及有形商品时，可能会有暂时的投资，即体现为存货的上升，但随着订单的减少，进而存货回落到合理的水平，局面很快就会转变为生产者收入的下降。在上述任一情形中，收入的下降最终会导致消费、GDP以及总储蓄水平的下降。因此，采取某些激励措施，或许的确能够促使一些人增加储蓄，只不过，其代价是减少他人的储蓄，甚至减少得更多。
命题九：开放经济下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浮动汇率制
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果同时实行自由贸易制度和固定汇率或窄幅限制汇率制，那么就不可能独立地使用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来实施充分就业政策。在欧盟的框架下，假如丹麦或西班牙想通过赤字财政来实现充分就业，那么由此产生的激励效果很大程度上都会“漏出”到国外，即增加的购买力被用来购买国外商品而不是本国商品，这就意味着外国人获得了本国的资本资产，因此对本国居民的资产供给就相应地减少了，而这会给汇率施加压力，最终导致整个方案彻底失败。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保持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当国内购买力增加时，对国外商品的需求会使外汇的价格和外国商品的价格上升，这将不利于进口而有利于出口，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把对经济的激励效果留在了国内。而其他国家也没有正当理由来抱怨，说这是一项不公平的贸易惯例：它们本来也可以自由地采取类似的充分就业政策。
有些国家规模很大，有些国家在资源或偏好方面十分独特，由此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浮动汇率制的确会导致其贸易状况发生一定程度的恶化。此外，当一项新政策宣布实施时，确实有可能引发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性螺旋。不过，只要货币当局不要总是忍不住采取干预措施来“稳定”市场，不要给那些建立在干预谣言基础上的投机性活动提供额外的投机机会，那么与真实充分就业的种种好处相比，上述代价实在是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