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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指出的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稳定效果,应尽量优先发行长期债券,比如零息国债而不是年息国债,但即便如此,若债券持有者未能在实际账户或总体估值中“调整至市场价”,那么仍会丧失部分稳定效果。有人甚至主张延长零息国债的期限来获得额外的稳定效果,即延长到超出与市场偏好的特定期限相匹配的期限之外。
此外,大量的公共债务会加剧通货膨胀导致失业的效果,因为通货膨胀不仅吞噬了购买力(这部分购买力本来可以增加产出),而且降低了未偿债务的实际价值,由此,为了弥补一些资产净值的损失,支出就会减少。如果是私人债务的话,因为私人债务将在私人资产负债表两边同时出现,因此上述效果即便存在,也极为有限。[1]
[1] 命题十六理解起来或许有些困难,读者不妨将长期债券、未偿债务、无息国债等想象为现收现付制的(Pay-As-You-Go)养老金,同时结合本章命题十的相关内容,就容易理解得多。简言之,长期公债本质上是无准备金的债务,即完全以未来的一般性税收来偿还,这种债务的好处是可以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特别是免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持有公债的人不会因经济下滑而减少消费,因此可以稳定经济。但若债务规模过大,那么一旦面临通胀,就会使债券持有者的财富贬值,所以持有者会减少消费,进而削弱稳定经济的效果,也就是说,这种债务不抗通胀。不过,维克里一直主张“可交易的加价权市场”方案来治理通胀,也就是他所谓的第三种方法。这样一来,“大规模政府债务”+“可交易的加价权市场”就是逻辑上自洽的理论框架,前者保证充分就业,后者保证价格稳定,正应了本书书名《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所蕴含的主题。——译者注
命题十七: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务能够增加后代所继承的真实遗产
传统观念认为,国家债务对子孙后代是一种负担,然而这是一种致命的谬误,在资源未能充分利用的条件下,这种观念与现实恰恰相反。增加政府债券的供给,将诱导更高水平的支出,进而增加产品的销售和产出。销售上升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来满足需求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可作为遗产留给后人的工厂和设备等真实资本增加了,况且,更高的就业水平也提高了人力资本。就美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公共债务增加10亿美元,中长期之后,私人投资就有望增加约20亿美元。
大规模政府债务的主要弊端在于,政府必须为债务的还本付息而取得收入。但是,只要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当然这意味着政府债务必须以近似的速度增长,那么,大部分利息就可以通过增加必要的债务来偿还,而剩下的部分则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偿还,财政收入的增加源于GDP的上升、失业和福利支出的下降。即使经济增长停滞,如因为生育率下降、自然资源枯竭、技术未能提高生产率等而导致的增长停滞,财政问题也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问题在于,如何用工作人群所生产的产品来满足退休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总之,全部命题的核心主旨就是,必须抛弃把通货膨胀和政府赤字视为首恶的思想。相反,必须认识到,政府赤字大体上衡量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净贡献,而且,对那些为了供养自己退休生活而更多地进行私人储蓄的人来说,政府债券为其提供了一种必要的途径。此外,真正对生产力有所破坏的,不是通货膨胀水平的高低,而是不确定性。因此,更大规模的赤字,更高水平的政府债券供给,或许还包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对减轻失业的危害来说,都是必要且恰当的,因为失业对人类福利的损害更大,失业是一种更大的恶。对约翰·奥尔登(John Alden)来说,让他节俭、平衡财务预算甚至积攒下一定的盈余,或许是很好的建议,但是将这一建议简单地类比于21世纪国家政府计划,则是十分愚蠢的。[1]
[1] 约翰·奥尔登(1599—1687),生于英格兰,原为桶匠,《五月花号公约》签署者之一,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开拓者之一,曾在早期美洲殖民地担任多项要职。作者在此用奥尔登指代崇尚节俭、努力奋斗的清教徒。——译者注
第13章 财政原教旨主义的十五个重大谬误:需求学派经济学专题论文
威廉S.维克里[1]
许多流行于财政圈子里的传统经济学知识,是建立在不完整的分析、不符合事实的假设以及错误类比的基础上的,而且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被当作政府政策的依据,并广为媒体和公众接受。比如,提倡储蓄的观点忽略了这个事实,即对大多数人来说,鼓励储蓄等同于减少消费并导致市场需求减少,而消费者以及政府的购买同样是供给者和商家收入的来源,而且政府债务也是一笔资产。同样荒谬的推论还有:对于个体来说是可能的或合意的事物,那么与此同时,对于所有希望其如此的人或整个经济来说,也同样是可能的或合意的。
常见的分析似乎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即未来的经济产出几乎完全由独立于政府政策的、冷酷无情的经济力量来决定,因此如果把更多的资源投入某一种用途,就必然减少了可用于另一种用途的资源。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这样的假定是合理的;或者说在一定的前提下这样的假定可能是正确的,这个前提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找到并成功实施一项政策,将失业率严格保持在“非加速通货膨胀”或者“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但在当前的情境下,取得这样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
下面将给出若干谬误,这些谬误皆源于上述思维模式。如果全盘接受这些谬误,那么据此得到的最好的政策,其后果也不过就是总失业率保持在5%~6%的经济萧条状态。这就意味着,即使分配公平,经济总产出的损失也达到潜在总产出的10%~15%,单凭这一点已经足够糟糕了;但是,总失业率为5%~6%,意味着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将达到10%、20%甚至40%,因此进一步的危害如贫困、家庭破裂、逃学辍学、非婚生子、吸毒以及犯罪等也将变得十分严重。根据这些谬误得出的政策,假如完全按照“平衡预算”的思路来执行,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更加惨淡的萧条之中。
[1] 本文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96年10月,于作者去世后发表,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未完成的原始手稿。
谬误一
人们认为,赤字意味着罪孽深重且挥霍无度的政府支出,其代价是子孙后代所继承的投资资本禀赋减少了。这一谬误似乎源于与个人借款的错误类比。
当前的事实与上述观念完全相反。政府支出带来的个人收入增加超过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主要体现为税费以及其他费用),因此赤字增加了个人的净可支配收入。政府支出产生的额外购买力,为私人产品提供了市场,并诱使生产者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而这些生产能力又会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遗产为后人所继承。公共投资不论是投向基础设施、教育、还是研究等领域,都将成为留给后人的遗产。所以,更大规模的赤字,足以使国内总产出(GDP)中未能被追求利润的私人投资所吸纳的部分——储蓄重新回流,因此它不是一项经济犯罪,而是经济所必需的。当然,随着实际产出不断接近最大限度的增长,赤字规模有可能超过所需的缺口,这时赤字也会引发一些问题,但我们还远未接近这一水平。
即使这种类比本身,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要求通用汽车公司(GM)、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以及每个家庭都按照联邦政府的预算方式来平衡预算,那么就不会有公司债券、按揭以及银行贷款,而且我们拥有的汽车、电话和房屋也会少得多。
谬误二
据说,敦促或激励个人更多地储蓄,可以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这似乎源于总产出保持不变的假设,即未用于消费的部分必然会自动投入到资本形成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