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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事实恰好相反。在一个货币经济当中，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讲，多储蓄就意味着减少支出；储蓄者减少支出，就意味着商家和厂家的收入减少和储蓄减少，总储蓄不仅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减少，因为接下来厂商也会减少他们的支出，最终国民收入下降，国民储蓄也下降。某个人或许能增加自己的储蓄，但必然以减少其他人更多的收入和储蓄为代价。
如果储蓄行为减少了不可储存的服务，比如理发服务，那么储蓄行为对服务提供方的收入和储蓄的影响就会立刻显现。如果储蓄行为涉及的是可储存的商品，那么可能直接体现为临时存货投资，但是随着商家向供货商削减订单，并将存货减少到正常水平时，临时存货投资很快就会消失，最终导致产量、就业和收入的减少。
储蓄并不能凭空创造出“可贷资金”。这样的推论是不成立的，即储蓄者增加储蓄所带来的银行信贷能力的扩张，超过了厂商减少储蓄所导致的银行信贷供给能力的下降。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说储蓄者更易受各种诱导方案的激励而增加储蓄，如个人退休账户计划（IRAs）、养老金积累的免税或延期纳税方案等，那么厂商则更倾向于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或通过提高销售信贷来增加投资，这样的话，诱导储蓄的净效果就是减少了银行贷款的总体规模。储蓄的意愿减少了支出，同时却无法增加银行和其他出借方为有前景的投资项目提供融资的意愿。既然存在可用的闲置资源，那么储蓄既不是资本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无法对资本形成提供激励，恰恰相反，储蓄只是资本形成带来的后果，因为资本形成可以带来收入的增加，而收入增加才是储蓄增加的来源。
谬误三
据说政府借款会“挤出”私人投资。当前的现实正好相反，借款资金的支出（与税入支出不同）将会增加可支配收入，并且增加对私人产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使私人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只要有大量的闲置资源，并且货币当局能够采取明智的措施（而不是试图控制所谓赤字的通胀效应），那些有获利前景的投资就能够得到融资。在这种情况下，从中长期来看，每增加1美元的赤字就会带来2美元或者更多的私人投资。由此创造的资本就是某人的财富增加，实际上就是某人的储蓄。只要人们把供给所带来的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就失败了，但是投资却能创造自己的储蓄，甚至创造得更多。任何可能发生的挤出，并非经济现实的根本后果，而是货币当局为应对赤字所采取的不恰当限制措施的后果。
谬误四
通货膨胀被称为“最残酷的税收”。这个观点似乎是说，只要价格停止上涨，人们的收入就会增加，但是这个观点忽视了收入也会上涨的事实。
当前的现实是：预期通胀中的税收元素，即体现为政府的收益及货币和政府债券持有者的损失，仅限于无息货币的价值减少（相当于不存在通胀时，原本以无息贷款获得的资金的贷款利率上升了），再加上因通胀水平高于确立未偿债务利率时所预期的通胀水平所产生的收益。另外，如果通胀率的下降低于之前的预期，那么政府长期负债的持有者就发了一笔横财，与此相应，债务对国库的实际影响将增加。
在之前的体制中，我们的规章制度禁止将活期存款利息计入贷方，禁止在此类余额上获得铸币收益，这样一来，反映储户购买力损失的责任就落在了银行身上，而通货膨胀使这一损失更为严重，银行则通过提供免费服务的形式展开竞争，将部分通胀转嫁给顾客。如果在一个经济体当中，大多数交易都通过信用卡和银行账户来进行，那么就其产生的利息支付而言，通胀带来的额外负担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仅限于货币的利息损失。政府通过通货膨胀取得的收益，大部分来自那些使用大量货币来逃税或进行非法活动的人，以及极少数把现金放在床下或饼干桶里的人。
事实上，通货膨胀的主要难点不是通胀本身带来的后果，而是为控制通胀采取的不当措施所造成的失业。其实，未预期到的加速通货膨胀，通过降低长期未偿债务的实际价值，能够减少与名义赤字相关的实际赤字。如果我们坚持一项限制名义赤字的政策，其后果很可能就是有效需求的减少，而有效需求的减少会引起持续的过度失业。正确的解决方法，不是以增加失业的方式来减少名义赤字，并以此来遏止通货膨胀，而是通过扩大名义赤字来维持实际赤字。同时，如确有必要控制通胀的话，可采取一些不会导致失业增加的直接措施。
谬误五
“长期的通胀趋势表明我们入不敷出。”——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语，引自《康奈尔》（Cornell）杂志，1993年夏季卷。
事实上，我们唯一能被说成入不敷出的时候，就是战争时期。因为在战争时期，资本遭到摧毁并且维护不足。而自1926年以来的和平时期，我们甚至从未有过量入为出的经历。按照现在对失业的定义，估计1926年的失业率在1.5%左右。从那以后，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水平一直未能达到。
卖方提高价格，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当竞争的压力被各种因素削弱时，提高价格便可以增加利润。削弱竞争压力的因素有：产品差异化、真假难辨、误导性广告、令人费解的销售噱头、套餐交易、兼并和收购，以及辅助服务重要性的增加、商业秘密、专利、版权、规模经济、间接成本以及启动成本等。当存在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时，通货膨胀能够发生，并且确实会发生；然而，就算我们既不维护也不更换资本，将资本消耗掉，并且消耗的比生产的还要多，通货膨胀也未必会发生。
谬误六
如果要确保通胀率不至于高到令人无法接受，那么就必须把失业率保持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水平，即4%~6%。
当前，官方计算的失业率已下降到5.1%，而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把1964年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定为6%。自1958年以来，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范围保持在5.5%~6.3%。最近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规划是，一直到2005年，失业率都稳定在6%，城市消费价格指数相对稳定在3%左右（Economic and Budget Outlook，May 1996，xv，xvi，2，3）。
按照当前的趋势来判断，这样的预期已经相当乐观了，但若将其作为一个目标，则是无法接受的。如果说，5%的失业率意味着每人每年需要额外无偿地工作两个星期的话，那么这一失业率水平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如果5%的失业率意味着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将达到10%、20%甚至40%，并导致贫困、流离失所、家庭破裂、药物滥用、以及犯罪活动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5%的失业率水平就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们的城市中之所以弥漫着萎靡彷徨之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整一代人甚至不止一代人，都是在一个从未有过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哪怕是短暂的充分就业。相比之下，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目前虽然正经历着比美国更高的失业率，但它们在不久前几乎都曾达到过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这些国家的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计划也比美国慷慨得多，因此失业带来的社会影响和道德沦丧也少得多。
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宏观经济可能实现的各种状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这一限制正是外生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所强加的，然而，该假设面临着历史事实和理论分析的双重拷问。从历史上来看，1926年美国全年的失业率为1.8%，并且价格水平还在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若干年份里，联邦德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0.6%左右，而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失业率在2%以下、同时也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岁月。因此，所谓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因时因地变化迥异的失业率水平。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一概念，既不允许通货膨胀可能对就业产生影响，也不允许失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但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评价却并未因此而受损，为何如此尚不得知。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有人之所以要死守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一概念，不过是在玩弄障眼法，即利用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将通胀扯进来为保持一支“失业后备军”做辩护，并断言工资水平不可过度上涨，以免引发“工资－价格螺旋”。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租金——价格螺旋”或“利率——价格螺旋”，尽管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成本也是设定价格时需要考虑的。事实上，当联邦储备委员会为防止通胀而提高利率时，由此导致厂商利率成本的上升却可能引起价格的小幅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