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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第45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通过分析可知，如下假设可能就合理得多，即在非加速通货膨胀状态下，存在一个失业的最大下降率。这样一来，假如政府赤字将更多的超额储蓄回流为购买力，从而这一进程过快的话，价格水平上涨的速度就开始超过原先预期的速度。如果供给增加的速度赶不上需求的增加，就会出现这一局面，此时就会产生短缺，而增加的需求中有一部分就会耗散在价格水平的加速上涨之中。非加速通货膨胀的最大失业下降率的大小，可能取决于这一因素，即为了满足预期的需求增长，劳动力得到雇用并投入工作的速度有多快；即使新的生产设备制成并投入使用，甚至满负荷运转，真正实现需求的增加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时滞就限制了劳动力投入工作的速度。限制劳动力以更快的速度投入私人部门的技术因素，仍然存在于某些生产能力有限的资本品行业，如建筑、水泥以及机床设备等。
总之，失业率下降的程度和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心的大小，即拟增加的需求提振信心的力度。就降低失业率来说，循序渐进或许是明智的选择，比方说，第一年可以把失业率降低0.5%，之后随着信心的增加，每年可以把失业率降低1%。随着经济不断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就业增长率或许会逐渐降低，这就解释了为何工人越来越难与空缺的职位相匹配。在接近充分就业的后期阶段，或许有必要培训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式。如果维持一个固定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最大失业下降率，那么在这一政策下，对某些救济对象实行再培训和救助的“工作福利”，就相当于帮助他们玩一场残酷的抢椅子游戏。
这样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最大失业下降率，很可能是极不稳定的，而且很难预先判断其究竟应该多大。无论如何，更快速地提升就业，使其高于固定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最大失业下降率所允许的速度，总是更可取的做法。这就需要我们引入某种新的政策工具，既能控制通货膨胀，又无须通过失业来保证其有效性。事实上，如果我们打算控制宏观经济的三个主要维度，即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以及增长率，那么我们就需要第三种控制方法。财政政策的效果是通过影响可支配收入来体现，而货币政策的效果是通过影响利率来实现，那么这第三种方法的效果与前二者的关系就应当是非共线性的（noncollinear）。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既能直接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又不干预自由市场的相对价格调整的方法，并且该方法不靠失业来遏制通胀。如果不控制通胀，那么未预期到的通胀率的变化，不论下降还是上升，都会继续给经济带来麻烦并且使投资计划变得困难。如果我们试图只用两个工具来控制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维度，那就相当于飞机只有升降舵和方向舵，而没有副翼。在平静的天气里，如果飞机具有足够的上反角（dihedral），小心翼翼地进行转弯操作或许还能应对，但是想要在侧风中着陆，就有可能发生坠机。
可交易的加价权体系（或“总加价”），有可能成为第三种控制方法。这种方法是将加价权分配给有限责任企业，且加价权的分配与企业使用的主要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成比例，同时在设定的总价格水平下，使加价权的总市面价值与总产出的市场价值相对应。当某些企业遇到较好的市场行情时，如果想要实现更高的加价，那么就只能向那些境遇较差的企业购买加价权。加价权的市场价值会自动调整，从而给价格上涨造成向下的矫正压力，由此实现合意的总体价格水平。如果某企业的涨价幅度超过了它所持有的加价权，那么就应当对其课以适当的税金以示惩罚。
总之，重要的是要牢记这一点，即通货膨胀率偏离之前的预期水平（无论向上或向下），其最严重的后果也不过是对既定总产出进行任意的再分配，这最多相当于一种合法的盗用（embezzlement）。除非不可预知的通胀率变动得太剧烈、太迅速，进而摧毁了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然而，失业则减少了可分配的总产出，其最轻的后果也是一种毁坏（vandalism）；如果因此造成了犯罪，那么失业就无异于杀人放火了。在美国的超市和其他场合，自动取款机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所谓的“皮鞋成本”，而“皮鞋成本”被认为是构成可预期的高通胀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谬误七
许多人都坚定地认为，只要政府不再干预并且平衡预算，那么在“良好的”货币政策的协助下，自由的资本市场就能及时地带来经济繁荣。此外，人们还假设存在一个利率调整的市场机制，利率可以迅速地、自动地调整，从而使计划储蓄和计划投资相等；其运行机制就像土豆市场一样，土豆的价格可以平衡土豆的供给和需求。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市场机制。如果想要实现某种良好的均衡，那么货币当局就必须采取一些人为的干预措施。
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货币当局可能会采取某些措施来调整利率，使得总的计划储蓄和总的计划投资在某种状态下相等。在这一状态下，GDP的增长可以实现并保持充分就业。不过，通常情况下货币当局意识不到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相反，货币当局追求的可能是其他目标，比方说维持金本位制，或在外汇市场上保持自身货币的价值，或在资本市场上保持金融资产的价值。其结果是，面对外部冲击，货币当局往往以失业和经济周期的形式进行调整，这一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
当前的事实是：即使资本市场能够将利率水平降到最低，并且该利率也能够刺激足够多的净资本形成，这些利润驱动的资本形成也能够将个人储蓄吸收并回流到收入当中，不论需要多长时间，也不论繁荣时期的可支配收入中有多少被个人留作储蓄，就算这些都能实现，可是，时间早就过去了。技术、需求格局以及人口的变动趋势，已经造就了一个数量缺口，即私人部门对生产设施进行营利性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数量，与个人为了退休和其他意图而想要积累的资产数量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越来越大，且已经大到无法通过货币或资本市场调整来填补。
一方面，资本节约型创新日益盛行（在通信和电子工业领域可见其极端形式）。较高的资本淘汰率和贬值率，使得旧资本的市场价值急剧下降，只有其价值通过新的投资得到补偿之后，总的资本市值才有望实现净增长。与此同时，资本从重工业向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极大地限制了私人部门为新的资本金找到营利性投资方向的能力。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私人资本的市场价值与GDP的比率，在25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
另一方面，为了在退休后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人们持有资产的愿望急剧增加。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集中度上升，为了实现某些其他目标而持有资产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的目标是具有高储蓄倾向的，比如希望拥有更多的筹码来参与高风险的金融游戏，或建立工业帝国，或获得管理上或政治上的影响力，或建立自己的王朝，或捐赠于慈善事业等。这进一步导致了个人对资产需求（相对于GDP）不断增长的趋势。
其结果就是，私人资产供给和私人资产需求之间出现一个缺口，而且这个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对外贸易的经常账户赤字也会扩大这个缺口，并且减少了国内投资者可用的国内资产存量。在给定的GDP水平下，欲使经济取得平衡，需要额外的资产供给来填补这个仍在扩大的缺口。额外资产供给的形式可以是政府债务，也可以是净的外国投资。对美国来说，这个缺口的大小尚不确定，但粗略估计约相当于13个月的GDP。种种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比例还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此外，我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权益，究竟能在提供最低限度的养老保障方面发挥多大的作用，尚不得而知。
在外国对本国的净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要保持经济平衡，就需要政府通过经常账户赤字来回流收入，并且赤字的规模要大于合意的名义GDP增长。减少赤字就会相应地降低增长。事实上，平衡预算有可能使名义GDP停止增长，如果存在通货膨胀，预算平衡就会导致实际GDP的减少和相应的失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