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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究竟如何，部分取决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行事。当前的计划是在未来的7年时间里，把政府赤字逐渐降低到零，这就相当于对政府债务设置了一个约为9万亿美元的上限。这就意味着，如果外国净投资保持不变，并且不考虑短期的周期性波动，GDP最终将收敛于8万亿或9万亿美元的水平。不妨把这一结果与另一结果比较一下，即7年后GDP为充分就业水平下的13万亿美元，同时通货膨胀率为3%。平衡预算时的GDP（8万亿或9万亿美元）约相当于这一水平（13万亿美元）的65%，与此相应的报告失业率约为15%甚至更高，这还不包括那些未报告的不充分就业。接下来，如果人们仍坚持对平衡预算的修订持反对态度，那么失业将会进一步增加。不过，或许还没到这一步，人们就对现实妥协了，虽说人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谬误八
如果赤字持续下去，那么为了还债终将耗尽国库。
真实的前景是：尽管警觉的观察家们总喜欢渲染出恐怖故事般的画面，如每单位资本债务将成为无法容忍的负担，为债务还本付息将耗光所有的所得税收入；又如，人们对政府征收所需税收的能力或愿望已丧失信心，由此债券无法以合理的条款在市场上售出，但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能够使国库受到的不利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对国库还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保持充分就业，名义GDP就会以某一速度持续增长，比方说以6%的速度增长，其中有3%是通货膨胀，还有3%是实际增长，那么，均衡债务就必须以6%或稍高于6%的速度增长。如果名义利率是8%，那么其中的6%就可以由必要的债务增长来实现，需要由当前预算来实现的只剩下2%。由债务增加导致的利息支付的增加，大部分可以通过课征所得税的途径抵消掉，就算不考虑经济更加繁荣而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因失业、保险支出以及福利费用下降所节省下来的储蓄，抵消掉剩下的利息支出也是绰绰有余的。尽管各种好处大部分都归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但这可以通过改变政府间的拨款和转移来调整。在必要的失业支出和福利支出大幅下降的充分就业状态下，15万亿美元的债务要比经济萧条时设备破败单位5万亿美元的债务容易处理得多。这完全不成问题。
谬误九
据说，一旦考虑到债务增加所导致的黑云压顶般的沉重负担，赤字的激励作用就会消失殆尽。但这种笼统的观点，正是因为没有对各种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
在分析后的现实是：“李嘉图等价”命题虽然由李嘉图提出，但或许他本人最终也不会同意这一命题。无论如何，该命题的有效性都高度依赖于为偿债而融资的税收体系。
在极端情形下，在一个只运用土地价值“单一税”的乔治主义经济体当中，人们预期土地价值会随时间同步变动，那么，任何债务实际上都是土地地块的集体抵押。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为了冲抵当前税收下降而增加政府债务，就会使土地的市场价值等量下降，而个人的总财富则不受影响，此时，李嘉图等价是完全的，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用政府债务利率低于个人抵押贷款利率的种种好处，或为了有效地赋予财产一项固有的可转让贷款（assumable mortgage）属性，以便于进行财产转移融资，扩大政府债务或许仍是可取的。此外，或许仍有可能通过税收融资支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此时税收融资支出具有向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主要的税收完全依赖于不动产税，如普遍存在于美国地方政府融资中的情形，那么其效果就会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位正在进行房屋建造的投资人，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都会承担一部分政府债务。当然，债务的某些财政负担最终可能由后来的建筑活动来承担。这不仅会打击建筑行业，而且债务的规模如果太大，那么指望他人来承担这部分负担的预期就会突然消失，于是所有的建筑活动就会戛然而止。这样的话，债务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虽然这一结果或许和“挤出”理论类似，但其机制不是替代性的而是抑制性的。
如果以销售税和增值税作为主要的税种，那么当前因降低税率而导致的赤字，就不会对资本价值产生抑制作用，而且，通过增加资产的总供给，还会产生完全的激励作用。此外，由于预期将来为偿债而融资的税收会更高，于是人们建立在这一预期上的提前支出，还会强化赤字的激励作用。此时，李嘉图等价效应也就不存在了。相反，预期未来税收更高，会鼓励人们的当前消费，这进一步提升了债券供给增加的激励作用。
美国联邦层面的税收体系是以所得税为主，因为所得税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储蓄税和消费税之间。在实际中，对于更大规模债务可能在未来导致的税收，很少有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李嘉图等价现象会出现，虽然警觉的观察家们对这种说法普遍感到不舒服，同时他们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部分可自我实现的预言。
谬误十
有人认为，以外汇（或黄金）衡量的本币价值，是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途径之一；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持本币价值有利于经济健康。在某些领域，本国货币的价值蕴含着某种民族自豪感，又或者到国外旅游时，本国货币的购买力越强，就越能带来满足感。
事实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是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价格变化趋势进行调整的手段，并且由此贸易不平衡也会与资本流动保持一致，而资本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本的总体生产率。固定汇率制或窄幅波动汇率制，只能通过相关各国采取相互协调的财政政策才能够维持，即通过实施导致效率损失的关税壁垒或其他贸易限制条件，或者像《马斯特里赫特协定》所暗示的那样，强行实施各种引发不必要的高失业率的规则和准则。如果面对的是根本性的非均衡，那么通过财政上的操作来限制汇率的做法往往会彻底失败，最终试图控制汇率的政府部门将损失惨重，而其损失正是嗅觉灵敏的投机分子之所得。就算不会彻底失败，通过对中央银行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推测，也足以导致外汇汇率的大幅波动。
对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如丹麦）来说，如果像《马斯特里赫特协定》中所说的那样对汇率进行限制，要想单独地实现有效的充分就业政策，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刺激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购买力的增加，大部分将用于进口，并且其刺激性效果会扩散到货币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当中，这样的话，远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丹麦的借款能力就已经耗尽了。而在浮动汇率制之下，进口需求的增加会提高外国货币的价格，进而将阻止进口的增加并刺激出口，这样的话，扩张性政策的大部分效果都会出现在国内。浮动汇率制之下，运行良好的充分就业政策将大大缓解狂热投机性螺旋的危险。特别是，它与直接控制国内总体价格水平的第三个维度的方法相结合，效果会更佳。
与此类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无法实施独立的充分就业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既没有独立的货币，同时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汇率也是固定的。
谬误十一
有人声称，对资本利得免征所得税，将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事实是：在国会和国内税务局里那些魔法师的学徒们（sorcerer’s apprentices）看来，任何试图划定某种特殊类别的收入，并赋予其差别对待的做法，都是一种发明创造。通过这一发明来施展法术，必然会产生神奇的效果。[1]要想对贷方利率制定出具有经济意义的、行政上可操作的各种规则，同时却不考虑以下因素，是一项西西弗斯式的任务（Sisyphean task）。这些因素包括无息债券、未分配利润产生的股票升值、内部交易的利润、土地投机的收益、衍生品赌博收益、风险投资带来的利润或损失等。[2]而一旦设置出种种规则，征税技术人员就能够整天忙于在眼花缭乱的税收迷宫中寻找种种捷径，由此既损害了税收收入，也损害了经济效率。税法中的10条特殊条款彼此组合，就可以得出超过1000种纳税方法，由此产生的种种后果，大大超出了国会及其幕僚们的预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