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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收益给予优惠，就必须对亏损的扣除进行相应的限制，否则的话，对税收收入进行套利机会就会多到不可承受的地步。为了应对税收人员的避税技术，对亏损扣除的规则可能要比资本利得自由的规则更加苛刻，于是，许多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财政部与纳税人玩的是一场“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游戏。即使并行的规则同样有效，减少亏损的有效扣除可能更多的是对投机性投资的抑制，而不是对成功获益的低税收激励。
大多数经济上合意的投资，其预期的结果要想在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同时，税收优惠的承诺也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生效，且有可能会被未来的立法机关所改变。对于未来的立法机关可能采取的举措，投资人在权衡得失时可能并不看重。无论如何，对资本利得课征的个人所得税是在收市之后或低于市价时征收的，因此其主要是对投资者的可支配收入产生影响，而对资本形成的资金所赖以产生的资本市场几乎没什么影响。
实际上，许多资本利得都是从无足轻重的交易中产生的，这些交易的社会意义往往也值得怀疑。土地投机产生的利得，并没有增加土地的供给；提前获取信息的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利得，无论其是否具有内部交易的特征，它对提高生产力和增加投资的作用，并不比篮球赛赌球所赢的收益作用更大。通过对较长期持有资产的优惠条件进行限制，意图以此来消除投机性资本利得，不仅给证券滚动投资、再投资分红以及其他交易当中如何界定资产的持有期带来了新的麻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延期获得税收优惠的锁定效应。通过赠与途径转让资产所产生的利得，对其实行所得税总豁免时，锁定效应尤为普遍。[3]
由资本利得税的降低而带来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能总是表现为那些高储蓄倾向的人可支配收入增加。如果免征资本利得税这一建议是以税收中性为基础提出的，那么替代性税收收入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会更大，由此结果便是对资本利得给予税收优惠的净总效应，可能是减少需求、销售以及对生产性设施的投资。因此，免征资本利得税这一建议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给某些人大发横财提供借口，这些人能够为政客提供活动经费，同时也能给经纪人提高佣金。
有人可能主张对资本利得税降低税率，而不是完全豁免，并指出，人们在面对新出现的并且可能是暂时的税收优惠时，将会掀起一波“大减价”的销售狂潮，由此税收收入会有一波大的增长。如果是在当期税收中性的基础上实施上述措施，那么或许能够对经济和投资产生一次性的刺激，因为从较长期的视角来看，其效果就相当于有效赤字的上升。但是，在长期当中，其激励效果很小，并且是暂时的，甚至对生产率有所损害。
如果采取降低或取消公司所得税的办法，那么要有效得多；与资本利得的税收优惠低于市场价或收市之后的效果相比，公司所得税实际上是一种高于市场价的税收，其对未来的股权融资投资设置了额外的障碍。公司所得税对经济而言是祸不单行，即一方面减少了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又打击了投资。除此之外，这一税种的弊端简直不胜枚举，如扭曲投资配置，鼓励股权稀释进而导致企业破产率上升，使得税法更加复杂等。不幸的是，只要有人提出取消公司所得税的建议，他就会遭到两类人的反对，一类是依赖这个复杂的税收体系谋生的人，另一类是坚定地认为税负不会由自己而是由别人承担的人。实际上，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主要的税负将由工薪阶层来承担。在税收中性的基础上，如果把公司所得税作为对其他税收的替代，那么就会增加当前的失业。如果有合理的财政政策确保当前就业的稳定，那么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将会下降，因为劳动力将缺乏足够的资本与之相结合。
有时，课征公司所得税的一个借口是，未分配利润没有在个人所得税当中承担其应有的公平份额。这一思路并非要求对全部公司所得征税，而是主张课征一笔抵消性税收，如每年对累积的未分配利润征收2%的税收，使其大致上等价于对股东个人所得税延迟征收的利息费用。不过，这最多是一种近似的替代，因为它既不允许个体股东应付税款的边际税率有所变化，也未考虑到通过股权出售获得未分配利润的可能性，但是，这仍然要比20世纪30年代曾短暂实施的针对未分配利润的税收要好得多，当时的税收既无能又严酷。
要想更加彻底地消除税收对投资的扭曲效应，可以在累积的基础上评估个人所得税，之后对迄今为止的累积收入（包括该收入过去所缴纳的税收产生的利息）课征一笔总税收。总税收的计算可以参考我们所能获得的账户信息。之后，以这一收入所缴纳的税款的累积价值和利息在总税收中进行抵免。如果所有的收入都计入账户，那么最终的税收负担将独立于获得收入的时间。国内2/3的税法都是多余的。公平的竞争环境将变得有效。对于那些想在一年中实现高收益的人与那些拥有高收入的职业而不得不退休的人而言，我们会给予同样公平的对待。对于这些人来说，其他大多数平均化的方案都不能充分解决他们的问题。投资偏见所产生的波动和风险回报在很大程度上会消失。人们对于何时出售资产获得收入或者遭受损失的决定纯粹以市场条件评估为基础，并且不需要考虑税收所带来的影响。成群结队的税收技术人员就会把他们的天赋用在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
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依法纳税就变得十分简单了。对累积性税收和应付税款的计算，仅需6项额外的收益记录，其中3项只需从上一期的收益中复制过来即可。作为一种初步的方法，可以将累积性评估仅限于初始税级以上的人。
[1] 魔法师的学徒，这一典故源自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歌德的一首十四行诗《魔法师的学徒》。其大意为，魔法师的徒弟趁师父不在，自作聪明地施展魔法，但他只知道魔法开始的咒语而不知到如何结束，最后还是师父回来收拾残局。作者在此用这一典故讽刺那些主张对资本利得免征所得税的人。——译者注
[2] 西西弗斯，古希腊神话人物，因触怒诸神而受到惩罚，每天都把一块巨石推到山顶，但巨石总是滚落下去，于是西西弗斯便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一过程。西西弗斯式的任务，比喻徒劳无功、不可能完成但又不得不做的任务。——译者注
[3] 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此处资本利得税中的锁定效应是指，资产持有人对资产的税后收益和其他投资渠道的收益进行权衡，决定何时卖出资产。如果存在一定的利得税或减免期限，那么资产持有人将延长持有期限，等到资产价格上涨足以弥补利得税时，再卖出资产。也就是说，意在打击投机性投资的资本利得税，却使得资产价格进一步攀升，这便是锁定效应。读者不妨想象一下2013年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新国五条”细则，以北京细则为例，“满五唯一”住房转让时免缴20%的个人所得税，否则房屋卖方就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里20%的个人所得税，实质上就是资本利得税。——译者注
谬误十二
据说，债务水平最终会高到这样的程度，到那时，贷款人不敢再放贷，因为纳税人以造反和欠债不还相威胁。
相关事实是，人们产生这种担忧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看到资本匮乏的国家出现了危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国家在进口融资时都需要借债，而债务本息最终要靠出口来偿还，它们在偿还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时存在困难，而危机的爆发往往是因为出口市场的崩溃。但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债务是为国内资产需求提供资产供给的，且以本国货币计价，同时又不存在诸如黄金条款一类的准则，那么人们就完全不必担心政府支付到期债务的能力，尽管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同时，只要将债务规模限制在私人资产需求超出私人资产供给的缺口范围之内，也就不必担心国内贷款人会不敢放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