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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外投资者可以大量持有本国政府债券。但是，假如外国人希望保持此类债务或其他本国资产的流动性，那么他们只有为本国带来总体出口盈余时才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国内的失业问题，而且为国内需求提供了资产供给，并且使本国的政府赤字规模较小、债务增长速度较慢。如果本国投资者投资于外国资产，那么外国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从而减少了外国的国内资产供给流失。
在恐慌性市场中，资产的市场价格可能下降得非常快，由此使得为满足国内需求的资产总市值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暂时增加政府赤字而不是减少政府赤字，可能是合适的做法。迅速地安排政府赤字可能比较困难，并且存在过度反应或时间因素的危险。不过，仅仅虔诚地宣称经济的基本面良好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其他的措施。虽然如此，如果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各种财政符号而不是基本的人类现实上，那么谁都不能完全排除其演变为产生恐慌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罗斯福所说，最应该感到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谬误十三
为了增加收入而批准赤字，将导致更大的政府支出，而且可能是更铺张、更浪费、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政府支出。
现实是：其实这两个问题相当独立，当然，事实上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似乎一直在用预算平衡的意识形态，作为约束政府活动的一种手段。政府完全可以在赤字中运行，除了发行债券向百姓借钱，发放养老金，然后征收足够的税款来偿还净债务之外，其他的活动一概不涉及。政府采取哪些活动是值得的，以及政府为了在充分就业水平下平衡经济，能够对实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可支配收入流做出哪些贡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谬误十四
人们认为，政府债务是一种由父及子、由子及孙、代代相传的负担。
现实是：恰恰相反，在代际意义上（与时间截面的情况截然不同），债务使得当前工作的人群能够在更接近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挣得更多的工资，并且更多地投资于资产供给；而债务也是资产的一部分，可以用来供养他们自己的退休生活。通过这种方式，不论是从个人基础还是从政府计划的角度来看，子孙后代赡养上一代退休老人的压力就得到了缓解。
这一谬误是零和思维的又一例证，零和思维忽视了就业增加和产出扩张的可能性。虽说退休人员消费的商品仍是由当前工作的人群生产的，但是政府债务的上升可以产生更多的商品用来交换成资产，而不是通过税项利益机制（tax-benefit mechanism）进行商品的转移。
在某些方面，这种赤字融资的后果就类似于社会保障退休计划的扩展，即为中等和上等收入的人提供超出现有工资和薪酬上限的额外收益，其上限是由社会保障缴费和相应的收益决定的。不过，二者还是存在重大的差异。事实上，社会保障体系常常受到批评，人们批评它就是某种庞氏骗局，即先前工作人群的收益依靠后来工作人群所缴纳的税收来融资。由于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所以社会保障计划不会崩溃，尽管税率可能时高时低，但总会有新进入的人群来付费，这不同于私人社会保障计划，在私人计划中，一旦有人揭穿皇帝没有穿衣服，那么新的人群就会避之唯恐不及，整个计划也就崩溃了。
然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如果整个计划要想启动，那么庞氏骗局因素就是必需的。假如要建立这一体系[……][1]幸运的是，任何类似于这样的取消，可能都会遭到两类人的反对，一类是依赖这个复杂的税收体系谋生的人，另一类是坚定地认为税负不会由自己而是由别人承担的人。实际上，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主要的税负将由工薪阶层来承担。在税收中性的基础上，如果将其视作对其他税收的替代，那么就会增加当前的失业。如果当前的失业由恰当的财政政策[……]，退休人员获得的养老金远远超出按其缴费融资所能够产生的收益，并且，允许养老金收支出现偶发性差异的储备基金积累，其规模也相对较小。即便如此，一旦开始实施社会保障计划，社会保障的薪酬缴费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之间，也存在着短暂的时滞，这便造成了购买力的下降；此外，在计算正式赤字时，将社保税排除在外，又加剧了购买力的下降，这就给政府增加净购买力的政策造成了反向的压力；同时，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总体的悲观情绪，而悲观情绪源于人们将赤字看作经济不健康的症状。这些冲击大大加深了1937年秋季工业生产的衰退，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衰退。
向当前参与者支付未来预期款项的现值超过他们未来预期贡献的现值，这个数量才是政府真正的债务。正如正式债务那样，这个真正的政府债务是无法避免的。虽然具体的养老金支付方案会因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而发生变化，比方说改变退休年龄，或者将更多的养老金置于所得税的约束之下，但由于各种政治压力的作用，或许至少要对养老金进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指数化，这样的话，总的来说这笔实实在在的负担就像正式负债一样，成了一项不可回避的、真实的、有关“应得权益”的政府义务，当然，正式债务在遭遇加速通货膨胀时，受到的侵蚀程度会更加严重。这一数量并不小，曾有人估算，包括军人和文职人员养老金在内的政府应得权益，其资本价值相当于3年多的GDP（虽然这种估算必然涉及高度的不确定性）。
簿记条目不仅能够将这一情形正规化，而且还增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资产，并使政府债务更加清晰。然而，这纯粹是形式上的改变，原则上其现实意义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国会热衷于减少正式的赤字，并且国会将负债认定作为将来不合理的紧缩预算的借口。不论怎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评判标准不是政府债务的数量级，而是影响潜在受益者对储蓄和消费做决定的权利所创造的价值。
许多人抱怨，在特殊政府证券中社会保障储备金数额等于已将其转移到政府支出的社会保障缴款数额。如果社会保障管理部门投资于私人证券，而私人保险业将储备金从私人证券投资转移到政府证券投资，那么其结果将不会改变。摒弃社会保障制度预算的真正影响在于国会会在不考虑社会保障储备金增加的情况下，扩大名义赤字。如果国会通过紧缩预算来抵消名义赤字的增加，那么政府支出中的国家社会保障救助金就会被浪费，其结果就是失业增加。就像无法挽回的过去一样，我们首先不管前期群体的补助。对于那些当期支付工资税的人来说，相关的事实就是：以个人名义征收的税收和未来收益的当前的期望值之间的关系不大。总之，当人们的寿命不变并且人口不变时，如果把当前书本里的规则运用到稳定的人口状态，社会保障储备金也保持在不变的水平，那么对于给定群体来说，他们所得福利的当前值小于他们工作期间缴税的净现值。其差异是由两种不同的利息引起的，前者的利息是由完整的保险精算储备金提供，而后者的利息是由记录在案的保险金提供。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仅仅只看未来，那么社会保障制度的净贡献要大于一小部分名义储备金被不合理地挪用到当前的政府支出之中。
从实际的人口变动情况来看，人口数量的增长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如果储备金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当代人就是在占下一代人的便宜。实际上，总的当前税收和总的当前福利支出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情况，具体反映在储备金的波动上。
对于每一代人，决定福利的复杂规则常常表现出随意甚至是随机的运算，这意味着特定个体在某个时间内所缴纳的税收与预期福利增加之间的关系不紧密，有时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表现出随机性。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如果人们在整个工作期内工作的累计时间少于40个季度，那么他们将没有资格享受任何福利；他们的贡献就在于工资税，至于谁支付的这部分税无关紧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性，她们在18岁参加工作，在25岁的时候结婚并离职；另一个例子是“空巢老人”，他们在54岁或年龄更大时才第一次进入职场。对于这些人来说，用40个季度的规定来压榨他们，实在是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