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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那些确有资格获得福利的人来说，规则中也存在着最低标准，即5年中每年都必须有收入，如果没有满足这一点，那么这些有资格获得福利的人也会被排除在可获得福利的人群之外，因此，他们这些年份的主要贡献就是纯粹的税收。这是十分不幸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最低年份是就业的最早年份，并且这些年龄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年龄段，税收的效果不佳。
如果福利的基础不是税收而是工资，这就意味着那些工作的人可以在他们工作的时候获得福利，此时的税率低，而之后他们会以更高的税率缴纳税收。另外，福利工资编入到电脑的基础既不是价格指标也不是混合的利率，而是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其结果就是在某个时期税率不变，根据现值，以过去工资为基础的税收比以现在工资为基础的税收的购买福利能力要更弱一些。
如果以很高的累进程度为基础来决定福利，那么处于第一等级即个人平均年薪在5000美元以下的人可以获得90%，平均年薪在5000~30000美元的人可以获得32%，平均年薪在30000~60000美元工资的人可以获得15%，平均年薪超过60000美元以上的人没有福利。其结果就是，福利从高收入群体大量转移给了低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实际获得的福利可能超过工资税的现值。高收入者所缴纳的大部分工资税是有效的税收而不是最优的税收。
在30000~60000美元，由于工资税福利的回报较低，在考虑到边际有效工资税率时，60000美元以上无税可征的事实会随着工资上限的提高而产生十分怪异的下降。上述现象不仅在激励方面效率低下，而且雇主有其他的选择，即雇主同意员工第一年的工资为20000美元，在接下来的一年工资为100000美元，而不是两年内不变的60000美元。这种方式会减少工资税，同时会稍微减少预期福利。当然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可以部分抵消上述结果，除非设计出其他收入的某种反补贴转移。
对于工资税、福利预期以及支出水平的态度，年长的低收入者会优先考虑福利预期。而高收入者可能更加会把工资视为一种税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炫耀自己贡献的方式。如果税收以个人为基础投资在私人养老金或者年金里，这些高收入者缴纳的税收能够带来更大的福利，而社会保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制度。
看待社会保障体系的另一个视角就是，从参保人的利益出发，看看这对他们的个人财富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参保人未来的收益是没有保障的，而是依赖于国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例如，将养老金收益与个人所得税挂钩，或者对养老金进行计算之后延长正式退休年龄，或者提高应税薪酬的上限，甚至干脆修改收益计算公式。不过，虽然无法保证一个养老金收益的最低下限，政治现实似乎意味着，纳税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笔相当可观的等量财富。何况，实践中还存在一个基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运行良好的指数化收益机制，因此，与投资于长期政府证券相比，社会保障财富受到通胀侵蚀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当然，在中等收入和上等收入群体中，他们对社会保障财富的关注度要小于对一般性财富的关注度，因此，他们往往对消费支出水平有更大的有利影响。
[1] 原文如此。因本文为未发表的手稿，因此两个[……] 之间的这段文字与前面“谬误十一”中的一段文字大致相同，且与此处前后文意不符。——译者注
谬误十五
失业不在于缺乏有效需求，并且也无法通过增加需求的赤字政策来降低。失业要么是“结构性的”，即由失业人员的技能与工作对技能的要求不匹配造成的；要么是“管制性的”，即由最低工资法、对某些类别工作岗位的限制、必须要求医疗保险覆盖以及烦琐的解雇约束造成的；要么是“自愿的”，即部分是由过于慷慨且设计糟糕的社会保险和救济条款造成的。
当前的情况是：对于熟悉劳动力市场情况的人来说，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很大一部分人在官方系统里登记了失业，当然也有一部分没有在官方系统里登记失业，但不论是哪类人，他们都准备充分抓住市场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各种工作机会。如果市场需求没有增加，那么失业可能就存在于某些特定的个人或者群体之中，比如培训、求职技巧培训等行业。虽然这些失业的特定群体的数量不会减少，但是他们的福利却面临着被人拒绝的危险。每个很早去机场的人都能在飞机上找到一个座位，但这并不表示200位乘客可以乘坐只能运载150位乘客的飞机。
即使有些工作是为特定群体创造的，比如开设新店或新的买卖，这对经济有暂时的激励效果，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激励只是从其他行业中转移购买力，使得其他行业的销售、资本价值以及最终的就业减少。只要某些新颖的事物能够吸引消费者增加购买，或者改变他们的计划储蓄，或者工作福利包括免费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并且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不争夺购买力或者替代其他公共就业，那么失业就会真正地减少。尽管这类公共工程项目能够把失业群体投入各种公共社会和美化市容的改善之中，但是只要他们是以不变的赤字为基础进行融资，那么对经济的影响将仅仅限于这个差异之中，即从这些公共工程项目中获得收入的人的附加率和缴纳税收进行融资的人的消费率之间的差异。
除了这些公共工程项目之外，总想着把人们推向就业，就类似于让他们参加一个抢椅子游戏，地方政府部门指导当事人如何才能更快地抢到椅子，那些厌恶“工作福利”（workfare）的人扬言要没收那些失败者手中的拐杖，而华盛顿当局则通过削减赤字忙着减少椅子的数量。
对于“自愿”失业来说，它会随着需求和经济活动的增加而消失，优秀的劳动者会从工资较低的岗位流向工资较高的岗位，把这些工资较低的岗位留给低技能劳动者，这样就可以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高失业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低技能但却是必要的岗位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工资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增加后的工资远远超过了最低保障水平，从而减少了福利给人带来的负面激励。低技能劳动者较高的工资会提高他们生产的商品价格，从而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并减少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低生产率和无出路工作的耻辱。高技能劳动者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会降低，以抵消低技能劳动者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提高。价格降低的原因可能是技术进步或者规模经济，如果不是这些原因，那么可能就是生活成本的某次小幅增加。对于充分就业的福利，这只是很小的代价。我们也不应认为这是通货膨胀的开始。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面临的形势并不好。面对各种各样的影响，包括各种救济福利的减少、税收、社会保障缴费、旅游、儿童保健以及与就业相关的其他费用的增加，人们非常理性地走向失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各种彼此独立的福利和依赖收入政策的结果，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些政策的相互影响和综合效应。随着各种福利救济政策被单独地设立，这些福利可能会被逐渐地淘汰或者设置上限，这些上限的设置是用来降低某些特别政策或措施的直接成本。上述考虑如果单独看待时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当它们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综合的结果就会创造极其荒谬的高效的边际“税”率。即使这些淘汰增加了某些政策的预算成本，缓慢的淘汰还是必需的。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淘汰并没有总体公正的评价。比如，所得税减免方面，通过增加高收入阶层边际税率的方式，消除逐步停止和收回的收入的结果就是有效边际税率的平滑模式，而且总体抑制效果较小，同时能够大大简化税收形式和降低税务执行费用。现行法律似乎已经出现，因为劳动所得税收抵免的颁布是对预先存在的法例的一种补充，虽然可以通过逐步停止的方式提高有效边际税率，但是提高名义边际税率却受到禁止。由于政治倾向和神秘的立法过程机制的存在，我们无法从整体上对税收结构做出理性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