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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整的商业体系，还能给年轻一代的浙江人以希望。他们满怀信心地从底层做起，守望相助，坚信他们当中一定会产生未来中国的风云人物。这种文化传承，也是浙商能够风行天下的一大重要原因。
“五个浙江”，指的是浙江内部可以分为五大板块，其间差别之大甚至超出了普通的地缘之别。
第一个板块是杭嘉湖平原——杭州、嘉兴、湖州。
杭嘉湖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典型浙江，是富饶江南的真正代表。外地人对于浙江的传统印象，仔细地打开来看，大多都是杭嘉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说的就是这块土地。绫罗绸缎、诗词歌赋，各种美好的词都能用在这里，它是文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
所谓的人间天堂，其实是先有人间，后有天堂。天堂也是人造出来的。
浙江的气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来非常优越，但在古时并非如此。就气候而言，这里淫雨连绵、潮湿濡热，远不如北方温带地区的温暖凉爽更有利于古人类生存，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这里“地下卑湿，丈夫早夭”。在没有发明铁器前，黏滞板结的土壤很难耕作，而北方黄土高原的疏松肥沃的黄土，特别适合我们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的文明周、秦、汉、唐在黄土地带崛起的重要原因。
除了土地，水也是阻碍人们生存的一大问题。太湖流域是典型的水乡泽国，杭嘉湖平原又是太湖流域最低洼、排水最困难者，其水网密度堪称全国之冠。其中以湖州最为典型，它曾因城内外水域辽阔，被称为“水晶宫”。然而，大面积的水域并不像诗画中描述的那么浪漫，往往在丰水期酿成灾难，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可以说，杭嘉湖平原的发展，与治水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拦水筑坝和造船建桥的技术成熟之日，才是杭嘉湖真正发展之时。就连名满天下的西湖本身，其实也是因为历朝历代不断进行营建与保护，才得以存续到今天的。
说起杭州，不得不说的还有五代割据时期的吴越钱氏，它在战乱烽火中是一个“陌上花开缓缓归”的特殊存在。钱氏治下的吴越国，不仅将杭州真正推向了江南一线城市的地位，更避免了南唐式的悲剧。钱氏纳土归宋，以一个地方政权的悲剧命运作为句点，却为杭州的兴盛写下了开篇。
杭州之美毋庸置疑，然而温柔乡是英雄冢，美好总是容易让人斗志消沉，杭州在历史上常作为短命王朝的偏安之地。说好听点是中土王朝的避难所，但最后却往往是王朝的销魂处，以至于最后成了埋骨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文化中似乎总有一种消解英雄气概的特质。
在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间，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力量开始崛起，旧日的大户也成了保守的象征。杭嘉湖一直没什么起色，甚至有些衰败，就像上海也曾被广东人打得抬不起头一样，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
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时间，杭嘉湖持续走衰，唯一的亮点就是1983年左右在嘉兴海盐出了个步鑫生，很是火了一阵。但现在回头来看，无非是把大锅饭打掉，管理严格一点罢了，并没有冲破体制上的桎梏，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到21世纪初，杭州才开始真正地勃兴。但此时的杭州更像一个舞台，供所有浙江人粉墨登场。很多浙江籍的老板发家后，都会选择搬到杭州，成为新杭州人。一批批涌入杭州的新杭州人，给杭州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杭嘉湖平原虽然曾经衰败，但却一直很看不起旁边的温台。
第二个板块便是温台——温州、台州。
温台是一块很难说清的地域。从千百年风云际会中走出来的温台，很多时候像是一个矛盾体：贫瘠与富有、出走与回归、闯荡与保守、书卷与草莽，在它身上并存。
温台常被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形象缩影。它有着遍及四海的商人和商品，说着“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难懂方言，也曾经有过“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文人荟萃，亦有壮阔磅礴的大好山河，还有着民风彪悍、自力更生、重商轻政、投机取巧的温台人。
温台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有“人物满东瓯”之说。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当时最重要的儒家学派之一“永嘉学派”也随之诞生壮大。直至如今，永嘉昆曲、青瓷、漆器，隐约还残留着彼时温州的雅致气息。然而，书卷气终归只是点缀。艰山海阻的地形，一方面限制了温台与其他地方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让这里得以摆脱官方正统儒家思想中重本抑末、抑制商业的压力，让冒险成为温台人刻在骨子里的精神。
关于我和温台的故事，可以从喝酒讲起。
多年前我曾为台州地区做过策划，也去看了那道雄奇不输边塞的“江南长城”。那时拼酒还十分盛行，台州的领导设宴接待我们，在入席前，我和团队讲：“浙江人嘛，都是江南才子、文弱书生，怎么可能喝得过我们这些老江湖？你们放心大胆地往前冲就行。”
酒过三巡后，我开始感觉不对劲：这些台州人怎么一个比一个能喝！于是我开始指挥，“擒贼先擒王”，集中针对一个看起来最厉害的常务副市长。没想到这个老兄喝下去两斤多，脸都青了，出去一会儿后笑嘻嘻地回来了，面色如常，继续推杯换盏，搞得我们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我问台州市领导，喝这么多酒他们怎么能扛得住。他们说，温台人是渔民的后代，渔民在海上就靠喝酒驱寒，无事三杯酒，有事酒三杯，他们喝酒的禀赋是遗传的。
事实的确如此，由于靠近海洋，温台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海洋意识的一批人。唐宋年间，中国海岸线还非常热闹，大海里航行着中国和各国往来贸易的航船，中国看似将要迎来一个大航海时代，温台也迎来了大发展。然而接下来的明清两朝，不只是消极地拒绝海洋，更是残酷地打压，“明（太）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更有倭寇时常侵扰海岸，使得原本生机勃勃的海洋经济迅速凋敝。
自古以来，倭寇一直被认为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事实总会隐约露出微光，所谓倭寇实际上大多是一群被误读的中国海商。他们被重重掩埋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衰败。所谓的东南抗倭，更像是禁海政策下的一种谎言。
倭寇大首领王直，其个人故事如同史诗般波澜起伏。浙江总督胡宗宪把王直的父母妻儿押为人质，写信诱降，并谎称同意其开海通商的请求。王直请降后，胡宗宪却翻脸将其杀害。临刑前，王直仰天长叹：“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这话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倭寇首领说出来的。而王直口中倒霉的“两浙百姓”，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充满着自由与勇敢精神的温台了。
长期以来，在官方视野里，温台就是不规矩的代名词，被打压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以后，温台才真正地走到了时代的前台。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江浙一带采访，温台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我。当时电力紧张，那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摆一个小发电机。街上那些面容姣好、操着吴侬软语的妇女们，像男人一样蹬着人力车，车上载着四五百斤的货物。在将近四十度的高温下，所有人挥汗如雨，但没人发出怨言，都在默默奋斗，每个人脸上都是喜悦与希望，每天生活都在发生变化。
在采访时，当地人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打火机，给我讲道：“打火机市场本来被日本霸占，温州只有代加工的工厂，然而代工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用勤劳、智慧和低成本把日本人打得七零八落，无奈退出，从此温州基本垄断了一次性打火机市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美国的军装、警徽、国旗等都被温州人包揽，只要市场有订单，这里就能提供足够的生产力。
采访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华东归来话广东》，并在文中感慨道：
什么叫温州模式，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规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