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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各行其道”的规律,让温台人即使在最压抑的年代,也没有完全熄灭冒险的火苗。他们在一穷二白的草莽之气驱使下,瞅准商机,离开家乡寻找财富,甚至远赴海外。
温台的偷渡史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最初那帮偷渡客们,在语言不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靠着兜售青田石站稳脚跟,到后来开餐馆、洗衣店,逐渐融入当地,但毕竟还是生活在底层。
前些日子,我在法国参加了一场影响很大的华人高尔夫赛,惊奇地发现参加者大部分都是温州人。大巴黎地区总共有三四十万华人,其中浙江人占了主流,而且一大部分又都是温台人,包括青田人(青田隶属于丽水,但靠近温州)。再一深究,这批老板们大多是1999年左右挤在黑暗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偷渡过去的温台人。
当时偷渡到美国需要花三十万元人民币,到欧洲只要三万,所以很多偷渡客都选择往欧洲跑。那时的偷渡条件很恶劣,甚至出现过一车人窒息而死的惨剧,但就算这样,偷渡者依旧络绎不绝。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制造的代理商和接应点,深入到“敌人”腹地,并早已铺好了关系网,这批抓住机遇的浙江人也成为了当地的华侨领袖。旧日洗碗刷盘子的手,经过多年拼搏,今天也开始打起高尔夫了。
2010年左右,我再访温州时,温州正是众矢之的:大批温州人组成炒房团,挥洒着支票,昂首挺胸地挺进杭州,挺进上海,一度引发争议。
温台商业的活跃,带动了民间金融发达,各种地下钱庄、担保公司层出不穷。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无序和不稳定,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里暴露无遗。相关统计显示,在2010年前后,整个温州接近90%的家庭或个人参与民间借贷,60%左右的企业也深陷其中。随着债务崩盘,资金链相继断裂,老板们纷纷跑路。这种冒进与投机,深刻地反映了温州冒险精神的另一面。
印象中的温台人,大多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四十多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者”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正泰的南存辉,这些我都认识;还有“汽车疯子”李书福。吉利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牌照。“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佬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不怕失败的背面,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蜻蜓”的老板钱金波。我曾与“红蜻蜓”合作过两三年。虽然钱老板是小木匠出身,成长于社会大学,最后甩掉木匠担开始做皮鞋,但我和他在一起时,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的儒雅之气。他对于很多文化概念如数家珍,给我讲起“永嘉学派”,神采飞扬。我一度非常诧异:一个木匠出身,后来又去跑市场做皮鞋的老板,怎么对“永嘉学派”有如此深的造诣呢?
因为对文化的热爱,钱金波和浙江文化界的名人余秋雨成了朋友。我和余秋雨认识也是经由他介绍。有一次他特邀我去浙江做一次讲演,同台嘉宾就是余秋雨。我见余秋雨时,他正好出了本新书《借我一生》,我当时问他:“现在电脑这么发达了,你用电脑写(书)还是手写?”他说不,要用钢笔写,这样才有韵律美,这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吴侬软语的腔调到现在我都很难忘,但言谈中也能感受到他深厚的功底和修为,为人做事讲究章法,强调优雅和美感,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浙江人——宁绍人。
第三大块是宁绍平原——宁波、绍兴。
宁绍平原正好介于杭嘉湖和温台两者之间,既不像杭嘉湖是鱼米之乡,也不像温台曾经海盗横行、生性强悍,它是这两者的结合。
绍兴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当温台输出海盗或者远走南洋的时候,绍兴就输出师爷。绍兴的儒雅之气十分浓厚,铤而走险、作奸犯科的事情不想干,生存压力又大,只能好好读书,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所以,全中国最大的师爷出产地就是绍兴。
明朝绍兴的进士数量有五百六十人,到了清朝达到七百四十名。榜样的力量让绍兴人变得特别爱学习,但是地方的录取名额毕竟有限,这么多读书人都来求功名,哪有那么多的功名?所以,落榜的考生不是说学问差,只是绍兴竞争实在太激烈。所以,很多读书人,为了求生机,只能去做需要很高文化的师爷,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周恩来的家族就是有师爷传承的。年少时周恩来跟着家人一路天南地北,从淮安转战东北,就是一条师爷之路。周恩来日后成了全中国最大的“师爷”,想来和家学渊源也有一定关系。
宁波和绍兴相比,文化气息相对淡一点。如果说绍兴是一瓶含蓄内敛的女儿红,宁波就是更烈一点的黄酒,它的城市口号就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也出了王阳明、余秋雨这样的读书种子;但毕竟宁波靠海,骨子里面有一种海洋精神,更喜欢的还是经商。
近代以来,宁波人主要的活动地点是上海。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迅速崛起,成为汇聚风云之地。既有温台人的开拓精神又有绍兴人的儒雅的宁波人,成了上海滩的风云群体。
当时的上海出现了“买办”这个行业,精明强干的宁波人可谓精于此道。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独占鳌头。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宁波人支撑起了上海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都是在沪甬商(甬,宁波的别称)创立的;直到今天为止,上海那些成功的商人追根溯源,十有八九都和宁波脱不开关系。再加上近代随着“宁波帮”的兴起,蒋委员长带着一大批浙江人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宁波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
第四个值得关注的板块就是金华。
金华地区有永康的小家电、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阳的劳务输出、东阳的横店影视城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东阳、义乌,这两个地方制造业都比较薄弱,但在做市场方面在全中国都首屈一指。
这个板块的地理特点也很鲜明:既不靠海,又不临近通州大邑,交通非常闭塞。我当年第一次去东阳、义乌的时候,从杭州开车去,山路弯弯,一百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居然要四个多小时。
东阳可以说是“包工头之乡”。我曾经和“广厦”的老板楼忠福合作过,他之前就是全国最大的包工头。在合作过程中免不了喝酒,我发现楼忠福和他手下这帮家伙根本不像普遍印象中的浙江人,饭桌上没几句话就开始斗酒,而且还是“三中全会”:黄酒、红酒、白酒凑到一起,半斤半斤地喝。我当时就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粗犷,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是闯遍全国的包工头,酒场上厮杀惯了的。
我和楼忠福合作时,他曾经眉飞色舞地讲起年轻时的故事。当年的他一穷二白,老丈人十分看不上他,他和老婆幽会时,被老丈人发现后拿着刀满街追。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他发家之后,老丈人安顿在公司里养起来了,他却开始风流潇洒……
东阳土归土,毕竟地处浙江,出包工头的同时也出文化人、大匠人。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讲的就是东阳,新闻界的老前辈邵飘萍的老家也在这里,而且东阳的泥瓦匠、木雕等都非常厉害。繁荣的匠人文化,也为无中生有的横店影城提供了基础。
说起东阳,横店影视城不得不提。我和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也打过交道。横店影视城的肇始离不开名满天下的浙江籍导演谢晋。
1996年谢晋在拍摄《鸦片战争》时四处寻景,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主动相邀。后来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徐文荣组织工程队在荒岭上削山辟地,复制古建,用了四个月时间,一个占地三百多亩,建筑面积六万多平方米的“1840年代南粤街景”拔地而起。可以说,徐文荣帮了谢晋,谢晋也成全了横店影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