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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各行其道”的规律，让温台人即使在最压抑的年代，也没有完全熄灭冒险的火苗。他们在一穷二白的草莽之气驱使下，瞅准商机，离开家乡寻找财富，甚至远赴海外。
温台的偷渡史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最初那帮偷渡客们，在语言不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靠着兜售青田石站稳脚跟，到后来开餐馆、洗衣店，逐渐融入当地，但毕竟还是生活在底层。
前些日子，我在法国参加了一场影响很大的华人高尔夫赛，惊奇地发现参加者大部分都是温州人。大巴黎地区总共有三四十万华人，其中浙江人占了主流，而且一大部分又都是温台人，包括青田人（青田隶属于丽水，但靠近温州）。再一深究，这批老板们大多是1999年左右挤在黑暗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偷渡过去的温台人。
当时偷渡到美国需要花三十万元人民币，到欧洲只要三万，所以很多偷渡客都选择往欧洲跑。那时的偷渡条件很恶劣，甚至出现过一车人窒息而死的惨剧，但就算这样，偷渡者依旧络绎不绝。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制造的代理商和接应点，深入到“敌人”腹地，并早已铺好了关系网，这批抓住机遇的浙江人也成为了当地的华侨领袖。旧日洗碗刷盘子的手，经过多年拼搏，今天也开始打起高尔夫了。
2010年左右，我再访温州时，温州正是众矢之的：大批温州人组成炒房团，挥洒着支票，昂首挺胸地挺进杭州，挺进上海，一度引发争议。
温台商业的活跃，带动了民间金融发达，各种地下钱庄、担保公司层出不穷。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无序和不稳定，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里暴露无遗。相关统计显示，在2010年前后，整个温州接近90%的家庭或个人参与民间借贷，60%左右的企业也深陷其中。随着债务崩盘，资金链相继断裂，老板们纷纷跑路。这种冒进与投机，深刻地反映了温州冒险精神的另一面。
印象中的温台人，大多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四十多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者”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正泰的南存辉，这些我都认识；还有“汽车疯子”李书福。吉利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牌照。“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佬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不怕失败的背面，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蜻蜓”的老板钱金波。我曾与“红蜻蜓”合作过两三年。虽然钱老板是小木匠出身，成长于社会大学，最后甩掉木匠担开始做皮鞋，但我和他在一起时，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的儒雅之气。他对于很多文化概念如数家珍，给我讲起“永嘉学派”，神采飞扬。我一度非常诧异：一个木匠出身，后来又去跑市场做皮鞋的老板，怎么对“永嘉学派”有如此深的造诣呢？
因为对文化的热爱，钱金波和浙江文化界的名人余秋雨成了朋友。我和余秋雨认识也是经由他介绍。有一次他特邀我去浙江做一次讲演，同台嘉宾就是余秋雨。我见余秋雨时，他正好出了本新书《借我一生》，我当时问他：“现在电脑这么发达了，你用电脑写（书）还是手写？”他说不，要用钢笔写，这样才有韵律美，这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吴侬软语的腔调到现在我都很难忘，但言谈中也能感受到他深厚的功底和修为，为人做事讲究章法，强调优雅和美感，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浙江人——宁绍人。
第三大块是宁绍平原——宁波、绍兴。
宁绍平原正好介于杭嘉湖和温台两者之间，既不像杭嘉湖是鱼米之乡，也不像温台曾经海盗横行、生性强悍，它是这两者的结合。
绍兴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当温台输出海盗或者远走南洋的时候，绍兴就输出师爷。绍兴的儒雅之气十分浓厚，铤而走险、作奸犯科的事情不想干，生存压力又大，只能好好读书，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所以，全中国最大的师爷出产地就是绍兴。
明朝绍兴的进士数量有五百六十人，到了清朝达到七百四十名。榜样的力量让绍兴人变得特别爱学习，但是地方的录取名额毕竟有限，这么多读书人都来求功名，哪有那么多的功名？所以，落榜的考生不是说学问差，只是绍兴竞争实在太激烈。所以，很多读书人，为了求生机，只能去做需要很高文化的师爷，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周恩来的家族就是有师爷传承的。年少时周恩来跟着家人一路天南地北，从淮安转战东北，就是一条师爷之路。周恩来日后成了全中国最大的“师爷”，想来和家学渊源也有一定关系。
宁波和绍兴相比，文化气息相对淡一点。如果说绍兴是一瓶含蓄内敛的女儿红，宁波就是更烈一点的黄酒，它的城市口号就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也出了王阳明、余秋雨这样的读书种子；但毕竟宁波靠海，骨子里面有一种海洋精神，更喜欢的还是经商。
近代以来，宁波人主要的活动地点是上海。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迅速崛起，成为汇聚风云之地。既有温台人的开拓精神又有绍兴人的儒雅的宁波人，成了上海滩的风云群体。
当时的上海出现了“买办”这个行业，精明强干的宁波人可谓精于此道。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独占鳌头。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宁波人支撑起了上海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都是在沪甬商（甬，宁波的别称）创立的；直到今天为止，上海那些成功的商人追根溯源，十有八九都和宁波脱不开关系。再加上近代随着“宁波帮”的兴起，蒋委员长带着一大批浙江人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宁波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
第四个值得关注的板块就是金华。
金华地区有永康的小家电、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阳的劳务输出、东阳的横店影视城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东阳、义乌，这两个地方制造业都比较薄弱，但在做市场方面在全中国都首屈一指。
这个板块的地理特点也很鲜明：既不靠海，又不临近通州大邑，交通非常闭塞。我当年第一次去东阳、义乌的时候，从杭州开车去，山路弯弯，一百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居然要四个多小时。
东阳可以说是“包工头之乡”。我曾经和“广厦”的老板楼忠福合作过，他之前就是全国最大的包工头。在合作过程中免不了喝酒，我发现楼忠福和他手下这帮家伙根本不像普遍印象中的浙江人，饭桌上没几句话就开始斗酒，而且还是“三中全会”：黄酒、红酒、白酒凑到一起，半斤半斤地喝。我当时就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粗犷，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是闯遍全国的包工头，酒场上厮杀惯了的。
我和楼忠福合作时，他曾经眉飞色舞地讲起年轻时的故事。当年的他一穷二白，老丈人十分看不上他，他和老婆幽会时，被老丈人发现后拿着刀满街追。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他发家之后，老丈人安顿在公司里养起来了，他却开始风流潇洒……
东阳土归土，毕竟地处浙江，出包工头的同时也出文化人、大匠人。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讲的就是东阳，新闻界的老前辈邵飘萍的老家也在这里，而且东阳的泥瓦匠、木雕等都非常厉害。繁荣的匠人文化，也为无中生有的横店影城提供了基础。
说起东阳，横店影视城不得不提。我和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也打过交道。横店影视城的肇始离不开名满天下的浙江籍导演谢晋。
1996年谢晋在拍摄《鸦片战争》时四处寻景，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主动相邀。后来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徐文荣组织工程队在荒岭上削山辟地，复制古建，用了四个月时间，一个占地三百多亩，建筑面积六万多平方米的“1840年代南粤街景”拔地而起。可以说，徐文荣帮了谢晋，谢晋也成全了横店影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