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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横店镇内，景致上却跨越了数千年：上自春秋战国，下至近代上海滩。时至今日，这个常住人口十七万有余的小镇，每年接待游客数高达两千多万。除了游客，涌入小镇的大军之中，还有数以万计的“横漂”。在资源匮乏的金华，无中生有地打造出中国最大的文化产业基地，徐文荣也算创造市场的传奇典范。
当然，在横店的发展中，还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秘诀。就像“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这批乡村强人一样，徐文荣最初走的也是超常规发展道路——绕开制度的壁垒，游走于政策的灰色地带，既非公有制，也非私有制，而是搞出一个所谓的“社团法人制”，力图实现政治正确下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东阳走出去的包工头很了不起，无中生有的文化产业也值得称道，但更厉害的是义乌人请进来的能力。
在改革开放前，匮乏的自然环境让义乌人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们通过传统的贸易模式——“鸡毛换糖”——来维持生计。小商小贩们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
“鸡毛换糖”的小贩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大时代后，一部分行走天下，另一部分就开始在本地做创造市场的生意，这就诞生了义乌小商品市场。
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我曾经问过宁波人：“你们宁波的制造业那么发达，更有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为什么你们没把市场做出来？”他们很诚实地说道：“刚开始我们也想自己做，后来发现做不过他们。原因也不太清楚。”
我想，可能是义乌人“自古华山一条道”，做制造业各方面根本没有优势，所以只能做市场，再加上遇到几个眼光长远的官员，能够制造政策洼地，做到长远规划，持之以恒，最后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益。义乌周边的一些制造业重镇，像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都放弃了自己做市场的野心，一门心思做好制造业，然后把市场放在义乌，借助这里走遍全世界。当整个浙江举全省之力借助义乌这个平台来释放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它不想成为世界级的小商品市场都不可能。
第五个板块相对边陲一点——丽水、衢州。
丽水是浙江最大的市，经济上不甚出彩，但风景很神秀，是武侠片的热门拍摄地。丽水不但有青山绿水，更有举世闻名的三宝：龙泉青瓷、龙泉宝剑和青田石雕。浙江作为文化大省，丽水这些传统工艺是功不可没、缺之不可的。
如果说丽水算是长三角的西藏，那么衢州真的是打破了人们心中对于浙江的传统印象。衢州靠近浙、皖、赣、闽四省交界之处，也是当年土匪啸聚山林的地方，这里不仅风景奇崛，也出怪人，比如说江山的戴笠等。浙江人的口味都以清淡为主，如果说真有什么癖好的话，那也就是放些糖，而衢州人却是无辣不欢。同样是吃豆腐脑，杭州人加葱花、榨菜，衢州人则是一大清早地就往里面加辣椒。所以，很多衢州人到外地总要费一番口舌解释自己的来历。
改革开放后，丽水、衢州发展较慢，成了浙江经济的相对洼地，但这里一样出人才，“义乌小商品市场之父”谢高华是衢州人，“宋城集团”创始人黄巧灵则是丽水人。
我和黄巧灵也很熟。作为文艺青年、红学爱好者的黄巧灵，在部队里也是文艺能手，转业后到了当地的文化馆。在改革春潮的召唤下，在文化人浪漫情怀的驱使下，黄巧灵跑到了当时的热土海南岛，想闯出一片天地。到了“天涯海角”，黄巧灵激动得跳起来，挥手将包扔向大海，大声呼喊。兴奋过后没有住处，他索性直接和衣睡在沙滩上。第二天醒来，看到一轮红日从海中升起，红学爱好者、文艺青年黄巧灵感觉生命中的某种东西得到了升华，他像诗人一样拥抱大海，豪情满怀。但是拥抱毕竟不能当饭吃，拥抱了五六天之后，和成千上万下海的文人一样，黄巧灵面临着生存的问题。
日后功成名就的黄巧灵，曾经感慨万千地和我讲道：“创业一开始，是包下‘天涯海角’做海滨浴场。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住的地方就搭帐篷；没有水就挖井，挖了三十多口井，水才终于出来。好不容易海滨浴场开起来了，一个月里连续遇到两次大台风。海滨浴场所有的东西，都被台风吹走了。总之是磨难重重。”
对于那段历史，现在唯一留下的记载是台风过后黄巧灵和几个伙伴在海滨浴场拍下的一张照片。照片已经泛黄褪色，他当时在背面写下的文字颇为苍凉：“辛苦建成的竹楼度假村，被一夜台风夷为平地。工作人员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民工、一对情侣和一条忠实的狼狗。”
黄巧灵在海南混了三两个年头，经过了各种磨难。但正是这些磨难，让他从一个文艺青年，初步蜕变成了商人。
到了1995年，怀揣着一个梦想、一个故事的黄巧灵，开始了他的故乡游说之旅。事后他和我说，当时自称身家多少，其实百把万都不到，一大半还是向兄弟们借的。靠着闯荡海南锻炼出来的阅历，他成功地在郊区拿到二十来亩地，开始把梦想落地，打造“宋城”。现在的黄巧灵已经成了上市公司主席，他创制的“千古情系列”在全国复制。
今天黄巧灵虽然还在兜售文化，但他已经成了商人。曾经的文化人黄巧灵到哪儿去了？或许已经留在海南“天涯海角”的沙滩上了。
杭嘉湖、温台、宁绍、义乌、丽水衢州，浙江省的这么五大块，再加一块和宁波隔海相望的舟山，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起组成了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
文脉与商脉
如果细品浙江，我们会发现，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着两股力量——浊流与清流。经商是浊流，读书是清流；喻于利是浊流，喻于义是清流。这两股力量或此消彼长，或此起彼落，绵延了上千年。这种纠缠同时塑造了浙江的国民性。
浙江的文脉与商脉，其背后是农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机结合。
浙江的农本位意识，历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淡得多。至少从18世纪后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仅靠农业完全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谓的“鱼米之乡”更多是一种美称，物产丰富固然不假，但完全无法满足快速扩张的人口需求。
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选择读书考取功名，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则开始外出经商，再加上浙江濒海的有利条件，使得其自古就有商品经济的传统，茶、盐、纸、瓷、剑、镜、绸……很多都成了中国面向世界的IP。
到了今天，浙江的商业化更让人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陆游、王阳明、鲁迅、金庸这样的才子说不上俯拾皆是，总归是一派儒雅风流；结果现在浙江人都跑去经商了，寥寥无几的文化人（如余秋雨先生）还成了被人攻讦的对象。但令人欣慰的是，无数极富商业头脑的浙江人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发动机。
浙江的过度商业化是不是好事，很难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脉的彻底断绝。浙江的读书人透着精明强干，精于谋世，也精于谋身；土豪们却多仰慕文化，并热衷于从故纸堆中翻检出些内容来装点自身。文脉与商脉的纠缠依旧存在，只不过是换了种表现形式。
典型的浙江文化人，就是金庸老先生。金庸、古龙、梁羽生是中国武侠史上的三大宗师：古龙为酒徒，梁羽生为侠客，只有金庸是货真价实的商人。
酒徒古龙买醉征歌，情累美人；侠客梁羽生则远走他乡，退隐江湖；只有金庸一边做着报业巨子，一边编织着无数人沉醉其中的成人童话。江湖与庙堂、生活与远方，这一切他分得很清楚。
江湖儿女相逢，常是剧饮千杯，纵论天下，金庸自己却平生不嗜酒，也不喜与人争辩，只爱下棋，据他自己所言，“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金庸家旧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
人心无算处
国手有输时
我想这句话也是很多浙江文人的写照。
即使是全体经商的今天，无论是农民穿鞋上岸，还是文人投笔下海，浙商们构成的这幅江山万里图中，文化仍然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位置。就像“红蜻蜓”的钱金波，他对于“永嘉学派”可能只是惊鸿一瞥，但这种对文化的向往本身就是浙商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