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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读江西的格局之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格局”。
“格局”一词最初来源于相术，即命格、命局，成格成局则大富大贵，破格破局则非贫即夭。随着语境的发展，“格局”一词逐渐被赋予更多内涵，用来形容个体，讲的是能得人、能容人、不负人的超凡气度。用来形容区域，则要把“格”“局”分开看，“局”乃“时局”，即全局形势，譬如一个庞大的“铁路网”；“格”乃“位格”，是“局”中的一个个“站点”，其中有些站是枢纽，有些站是中转站，有些站濒临废弃，有些站则是无足轻重的点缀。
通常来说，“位格”是可测度、易观察的。金角银边草肚皮，沿海沿江沿边，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些标志性的地缘特征如同框架，把天下九州按“位格”归纳。
相对于“位格”的稳定，“时局”更趋向于大象无形。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时局”的变迁深刻影响着“格”的兴衰。受“时局”青睐者，往往能大放异彩；一旦与“时局”错位，只能落得边缘化的下场。
更通俗来讲，格局之变其实就是一场天、地、人之间的博弈。地利亘古长存，天时浩浩汤汤，与地方化育的人文风俗相交融，共同主导了区域发展的走向。这点在江西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
吴头楚尾，粤户闽庭
关于江西所处“位格”的论述，作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所作《滕王阁序》的开篇堪称精妙：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前四句不用多说，所谓“三江”指湖北汉江、湖南湘江、江西赣江这三大长江支流，“五湖”则泛指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浙一带的水乡泽国，“蛮荆”与“瓯越”从更广阔的视角分指楚地和吴地，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江西横接吴楚的地缘特征。
随着唐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陆续南迁，东南沿海崛起，江西作为华东、华南、华中三大区域的联结点，其“粤户闽庭”的地缘优势开始显现。
“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这两句形成于不同时期的描述，共同构成了江西的“位格”。
江西的“位格”除了以上特点之外，还有着极强的稳定性。打开地图可以发现，江西除了北部鄱阳湖平原地区连通长江中下游平原外，东、南、西三面都有连绵的山脉与邻省分界，像一个口袋状的大盆地。同时，这些山脉并非彻底壅塞，其间零星分布的狭道和隘口，也给江西保留了向外沟通的渠道。这种相对封闭性的地理特征，导致江西整体都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地缘稳定性。
在中国古代，政区的划分既要满足中央王朝行政管理的需要，也要服务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山川形便、犬牙交错这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应运而生。山川形便的意思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犬牙交错则是指，把一个地理单元区域分置于两个行政区，或者将山川河流阻隔的两个区域硬糅到同一个行政区内，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凭借大山大川的阻隔形成割据。
偶然也好，必然也罢，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江西地区的行政范围几乎始终严格遵守山川形便的原则。从汉朝的“豫章郡”到当下的“江西省”，时隔两千多年，疆域居然大体重合，这也使得其“位格”长期保持了稳定。
因此，江西的兴衰，主要还是和“时局”有关。
豫章故郡，客家摇篮
江西真正入“局”，始于秦、汉。
据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来看，江西地区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但其发展水平与中原差距极大。此外，这里水网密布、地形复杂，又属于百越之地，与中原地区文化特征迥异。春秋时期，这里处于吴、越、楚争霸的交界地带，各诸侯国都选择以羁縻的形式实现表面上的统治。尤其是今江西南部赣州地区，因往来成本太高，楚王连赋税都懒得收，那里偶尔送点当地的新奇特产充当贡品即可，可以说是长期处于蛮荒状态。
秦征百越是江西地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契机。刚健昂扬、视开疆拓土为昭昭天命的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后将战略眼光投向了南方。赣南是继续向南征战的战略要地，大军于此集结，分五路征伐岭南。江西省境的轮廓，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才隐约显现出来的。
秦朝二世而亡，刘邦在垓下取得楚汉争霸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派大将灌婴率兵平定江南的“吴、豫章、会稽郡”。灌婴渡江南下后，在一片草泽中开辟荒地，修筑灌婴城以“昌大南疆”——这也是“南昌”的由来。以南昌为郡治的豫章郡也随之设立，赣鄱大地被正式纳入了中原文明的版图。
即便已经入“局”，终汉一朝，豫章只算是一个“边鄙小郡”，寂寂无声，既少封将拜相之达官，亦乏读经立说之雅士，呈现出人文落后之局面。前两年发掘的西汉初期的海昏侯墓（海昏是豫章郡一县名）纵然繁华奢靡，但更从侧面说明，对于政治、经济中心完全在北方的西汉帝国而言，江西算是一个安置政治失败者的边缘之地。
唯有柴桑（今九江）得地利之厚，开风气之先，在三国时期作为东吴的江防要塞火了一把。除此而外，今江西其余地区依旧无足轻重，只能算是提供钱粮、人丁的属地而已。
这样的尴尬处境一直持续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江西终于迎来了时局的第二次垂青——“衣冠南渡”。
从上古至西晋末年，北方——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汉文化核心地带，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南方。这种格局在晋怀帝永嘉年间初步改变。由于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晋朝从洛阳迁都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即所谓的“衣冠南渡”。内地士民相率南徙，大致从晋、豫等中原地区迁至鄂、皖、赣长江两岸，远者抵达赣江流域。
自此之后，由于战乱、饥荒和王权更换的原因，中原地区的人民陆续辗转南迁。
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后，中原汉族大举南迁并融入南方各省，经过千年演化，最终逐渐形成一支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文化形态的汉族民系——客家。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客家选择江西作为中转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客家迁徙的主要动因，并非开疆拓土，而是躲避战乱，所以，沿水路而下的中原士民，刻意寻找能够远离战争的、交通阻隔的边缘地区；同时，为了避免在未站稳脚跟之前与原住民发生新的冲突，他们干脆躲到了无人生活的山区或官家难至的行政交界地带。可以说，客家迁徙是一个主动寻求边缘化的过程，而江西恰好符合这一特征。
今天被称为客家故乡的赣南地区，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西与湖南郴州隔山对望，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叠嶂的群山使它与周边地区分割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又有助于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独特的民系个性。
相辅相成，在江西的发展过程中，客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孵化作用。世家大姓入赣，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技术、工具和文化，也带来了开发山区所需要的劳动力，加速了江西的开发进程。同时，相较于先前定都北方的全国性政权，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偏居南隅，使得江西从边缘小郡一跃成为军事要冲、经济重地，地位大为提高，也为其日后的盛况打下基础。
江西风华，东南枢纽
江西步入盛局，始于宋、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王勃在路过洪州（今江西南昌）时，写下轰动文坛、流传千古的佳作《滕王阁序》，其中对江西极尽溢美之词：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赞美的辞章与其说是对当时江西情况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对几百年后的江西的预言。
宋、明年间，号称“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江西地区，经济富庶、文教发达，尤以文学成就最为突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姜夔、汤显祖……无一不是闻名天下的文坛巨子。这一连串名字，不仅是江西文学史的主角，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主角，至今仍让人生发高山仰止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