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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一向自负才高，以当今诸葛亮自比，谁知屡试不第，一怒之下效仿卧龙高居隆中，蛰居乡间以教书为生，直到四十八岁才得到天子钦点，下洞庭，过长江，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正式出山。
彼时李鸿章也在曾国藩麾下，“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其三初次聚首。三人能力非凡，又性格迥异。李鸿章看重功名，曾放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而左宗棠更看重事功，落魄时常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勉。曾国藩评价李鸿章是“拼命做官”，功利心太重，对左宗棠则推崇备至。曾、左虽有矛盾，但无非是“一时瑜亮”的相爱相杀；而左、李之间，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互相倾轧。
左宗棠寒微时名头已经极大，胡林翼称其为“近日楚才第一”。左宗棠、林则徐均视陶澍为恩师，但他们两人却一直未曾谋面。风烛残年的林则徐乘舟路过湖南时，在湘江边上专程滞留一天，等候“自诩今亮”的左宗棠。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彻夜倾谈，纵论国家大计。这是他们初次谋面，也是最后一面。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会面，虽然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一个只不过是乡间举人，却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谈话间，林则徐最关心的还是西域问题，他预言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他把自己对新疆人文、地理、军事的观察和战守计划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
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两人见面不到一年后，林则徐溘然长逝。二十五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终于秉承林则徐遗志，力排众议、舆榇出关，一举克复新疆，为华夏子孙保住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此等壮举，就决于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湘江边的一条小船之上。
1983年胡耀邦去西北视察时发表了讲话，曾引用左宗棠部下杨昌浚所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让当时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我印象深刻。后来我多次去新疆，沿途还能看到很多合抱粗细的“左公柳”，心中不由感慨：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立下了不世之功。
曾国藩、左宗棠之后，看似烟消云散的湘军，实则给湖南埋下了天翻地覆的种子。
湖南人从古至今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千年以来岳麓书院弦歌不绝。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出产不丰富，又加之人多，故而从整体上来说民生贫困，国家从湖南所得之税收也少。
清朝的文书上说，湖南全省一年税收不及江南一大县；所以，上马从军或下马读书，成了很多湖南人改变命运的“唯二”办法。
一位湖南博士曾给我讲他小时候父亲怎么培养他读书。他父亲站在水田边，拿着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教育他，话也很简单：“好好读书就能穿皮鞋，不读书就和你老爹一样，穿着草鞋顶着赤日下地受罪。”他深受震动，终于通过不懈读书走了出来。这样的故事，从古至今在三湘大地上遍地皆是。
当年苦于条件所限，只有少数湖南人才能读书。然而几十万盆满钵满的湘军裁撤回乡，一夜间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开始在家乡置田地、聘塾师、教子弟。短短一二十年之内，“三湘”大地开始兴起一股教化之风。尤其是在洞庭湖一带，更是文化昌明，全国各地有才华的人都愿意到那里去教书。
讲到湖南的风气之开，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爷爷陈宝箴。
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开设“时务学堂”，出刊《湘学报》，整顿吏治，革除旧习，起用和推荐“维新”人物谭嗣同、梁启超等，可谓“营一隅为天下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教育事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名列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
《湘学报》名满海内，陈宝箴功不可没。其人虽仕途蹇涩，但家族文脉却绵延不绝。其孙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之一。
陈氏一脉虽不是湖南人，却和湖南渊源甚深，湖南是陈寅恪的第二故乡。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也遭受到了政治风波的冲击。当时陶铸（湖南祁阳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出于对陈寅恪的尊敬和爱护，时常到中大去访谈，嘱托有关方面给陈寅恪以照顾。由于陈寅恪当时已双目损坏，陶铸亲自关心陈寅恪的助手配备情况和眼疾治疗，还嘱咐在他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让他闲余散步时不至摔倒。殷殷关怀成了知识界的佳话。这也算陈寅恪晚年与湖南人的一段缘分吧。
除了物质条件大发展，曾国藩也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战争把曾国藩和湘军推到时代的前列，南征北战让世代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见识过人世间最复杂、最严酷的斗争后，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胸襟大为拓展，见识大为提高。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质的提升，国家、天下、道义等原本只是少数人关心的话题，开始挂在很多普通湖南人的嘴边。
千百年来，湖南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质，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横空出世，让大批湖南人“走出去”，把财富与知识“请进来”，给湖湘勃兴添了最后一把火。
湖南人继承自远古楚人的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自我主义后，逐渐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逐渐变成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轻生任侠的血性变成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易怒的祖传性格变成了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从物质到精神、从眼界到心胸，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
当然，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俊杰，并非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明代初期，湖广行省辖境约为当今湖北、湖南二省。康熙六年（1667年）两湖分治，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除了行政分开之外，更主要的是科举录取分开，这是湖南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机。
在此之前，湖广行省的科举录取名额不分南北，这对于广大的湖南考生来说简直是噩耗：相当于把一个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同等对待，并且考场设在湖北武汉，湖南考生要想前往则有八百里洞庭阻隔，波涛不测，所以很多人裹足不前。因此，历年来湖南学子考上举人的数量，不及湖北学子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分闱之后，湖南近两百年间人才辈出，星光璀璨，彻底改写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晚清湖南重臣郭嵩焘认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应居首功。
嘉庆、道光年间，湖南出现了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主张积极入世，通经致用，治国、济民、平天下。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曾明确指出：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者也。
如果说曾国藩是湖南百年风流的上半场代表人物，那么在他去世二十一年后——光绪十九年（1893年）——湖南近代史下半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出生。
十七岁的毛泽东外出读书临行前，改写了日本人西乡隆盛的一首七言绝句：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且不说诗本身的好坏，但这是一首典型的立志诗，湖南人经世致用、壮怀激烈的精神特质已经在其中有所体现。
在青年毛泽东的一方天地里，曾国藩也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把自己对曾国藩的崇拜悉数传递给了这位学生。毛泽东早年曾经下苦功研究过曾国藩的著作。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和处世之道，深深地触动过毛泽东的心灵，使他发出了“独服曾文正”的慨叹。
当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很多人攻击他不懂军事。这种说法其实很可笑，湖湘天生重血性，再加上湘军余威犹存，毛泽东在湖湘这片江湖上学了很多东西。比如，拿家喻户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编写的“行军歌”对照，会发现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而且，毛家一直有着从军打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代不乏人。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崛起后，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