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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接千载，神游八极，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湖北。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江河万古很容易让人产生关于时间的联想，这种大气磅礴的江河容易出名人，也总能出好诗。从屈原到闻一多，从苏轼到毛泽东，无论是不是楚人，都能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诗词中，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不仅思接千载，用典精到，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两大工程：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三峡大坝“高峡出平湖”。这两大工程对武汉乃至湖北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昔日武汉的交通不便，现在人很难想象。躺在江边上的大城武汉，却只有一座长江桥。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依然非常恶劣。武汉人上班之痛苦也令人印象深刻，每次赶公交要跟着跑上两三百米才能抢上去，车上的乘客拥挤不堪，挥汗如雨，摇摇晃晃一个半小时才到单位。
要是想从武昌到汉口的汉正街逛一逛，更是和赶集一样：早上七点半出门，单程预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公交车车次严重不足，还要做好扒公交车门的准备。如果说贫困年代里整个中国都处于短缺经济的话，武汉就是其中典型。
不仅交通不便，武汉还是“三大火炉”之一。我当年坐火车经过湖北的时候，深为此处奇观所震撼。炎炎夏日，成千上万的湖北人搭铺盖睡在马路上、睡在露天阳台上，天做被、地当床。据说，他们还要提前去抢地方，洒点水，铺席子。长达三个月的酷暑，武汉人要这样硬生生地扛过去。
后来我也曾有幸领教过武汉的夏天，真是和蒸笼一样，热到昏头昏脑时，我满脑子只能想起一句诗，这就是所谓的“气蒸云梦泽”罢！当年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打响时，正值酷暑，战场温度甚至超过了四十度，因中暑而丧失战斗力的日军比战损的还多。
试问，武汉人和其他湖北人为什么既精明又好勇斗狠呢？我认为跟生存质量和生存方式有很大关系。恶劣的环境对湖北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曾作为新华社记者两次到湖北采访，住在汉口新华社招待所里，晚上突然听到隔壁在吵架，而且是越吵调门越高，搞得我根本睡不着，只好过去调解：“你们夜半三更吵什么，有什么事平心静气地说嘛。”他们也很莫名其妙：“不是，我们在谈心啊！”那时我才发现湖北人的大嗓门真是不得了，可能跟气候的炎热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他们现在温和多了。所以说，空调的产生真是伟大的发明啊，把很多地方的人的性格都改变了。有人说，空调是违反自然的发明，对人不利。要我说，真应该把他送到20世纪80年代夏天的武汉去试试。
“惟楚有才”
与六省市搭界的湖北，是南北融合、东西碰撞的大杂烩。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省份，像湖北这般经受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冲击和洗礼。
明清时期的汉口，“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身处中华文明各路支系的交汇点，湖北人保留楚风楚韵的同时，也打上了临近省份的诸多烙印。长期的交融和进化，让湖北人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九头鸟。
湖北人有湖南人的书香气，而没有湖南人的霸蛮。同为洞庭滋润，同享楚风拂面，自古书香鼎盛，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完整地保留了南方人基因里的霸蛮。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审时度势、尽兴就好，场面上过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决裂的准备。
湖北人有江西人的精明，而没有江西人的含蓄。同为码头重地，同拥千年商都，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比湖北人更多了一丝含蓄儒雅。同样是精于算计，湖北人是一手钱一手货当面算清，可以不占便宜但绝不能吃亏；江西人是可以月结，小账可以缓一缓，但算总账的时候，同样把算盘打得滴水不漏。
湖北人有安徽人的勤勉，但没有安徽人的谦和。同样是重农崇文，同样是勤勉上进，安徽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难得的谦和。多灾少田的安徽，稍有不慎就面临饿肚皮的窘况，求人就要懂得放下面子；相对于湖北人不愿求人也不轻易帮人的禀性，安徽人的容忍和谦和让他们的勤勉得到了更丰厚的回报。
湖北人有河南人的聪明，而没有河南人的变通。同为中国之中，同样四通八达，河南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变通。湖北人虽然也善讨巧，但终有自己的束缚，不会破格也很难出格；而河南人的变通，上天可为龙，下地可钻草，在现实面前可以抛开历史包袱，但过于善变了就如同刀口舔血，稍有不慎就会害人伤己。湖北人的聪明大部分用于自己身上，如能变通到推己及人，一般都有大出息。
湖北人有陕西人的文化气，而没有陕西人的敦厚。同为文明策源地，同样文化气重，陕西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敦厚，既是对文化的坚守，也是对历史的敬畏。陕西人不会来事，更不是无事找事，但也从不怕事。如果说湖北人是一杯啤酒，看似气势磅礴，实际度数不高，那么，陕西人就是一壶烈酒，表面风平浪静，入口烧喉蚀骨。
湖北人有重庆人的火爆气，而没有重庆人的率真。同为“火炉”，同样嗜辣如命，脾气一样火爆，但湖北人发脾气既会照顾情绪也会兼顾形势，该发脾气的时候绝对不会放过表演的机会，但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也能面色如常、压制怒火。最可怕的是，重庆人往往发完脾气就完事，湖北人则一般会心里记下这笔账。
不过，自古楚人多才。塑造湖北人性格的，最起码有三个方面：
第一，湖北拥有悠久的稻作文明。从楚国繁华到三国鼎盛，再到明清的“湖广熟，天下足”，湖北一直是农耕文明的重镇，尤其是江汉平原，耕读传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湖北人来说，读书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普遍性主题，要么读书，要么当兵，只有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去做生意。这也导致了武汉虽然在经济上独领风骚，但在基础教育上反而优势不大，在全国的名声还不如小小一个黄冈。
第二，湖北是水陆交汇的通衢要地。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湖北人善做生意，其实并非如此。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清末重臣张之洞认为：
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20世纪初，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
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
所以，说湖北人善做生意，更多只是想象。
那么，九省通衢给湖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流通，这是湖北的灵魂。湖北人为什么聪明，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则有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明开化。我的老家贵州，大山一锁，谁也出不来；而八面来风的湖北，天下风云际会，久而久之，湖北人想不聪明都不可能。
第三，湖北的自然生存环境极其艰难。尤其是武汉，其环境之恶劣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想舒服点都不可能。
但我走遍中国后发现，越舒服的地方越难出人才：因为资源富集之下，人也就没有了拼搏奋进的必要，自然慢慢退化，成了植物脑；相反，环境越恶劣，越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智慧。我曾沿长江顺流而下，天气炎热难熬，然而触目皆是草木葱翠。人和植物的道理是一样的，人的忍耐力非常强，辛苦一点，困难也就过去了，但品格却磨砺了出来。今天中国的处长和司局级干部，湖北人所占比例相当之高，这也是明证。
春秋更替、兴衰沉浮，湖北曾因区域而兴，也曾因区域而衰。湖北、重庆是中国“唯二”既不靠海也不邻国的，也不和任何靠海的或邻国的省区市接壤的省区市，即想要从湖北出国，必须要跨两个省区市以上。在沿海崛起的时代，湖北乃至武汉，的确沾不上什么光。当然，湖北也不算吃亏，毕竟它扼住了长江的腰部，多年来的发展还称得上差强人意：正如它的GDP一样，排在全中国的中不溜，虽然比不过沿海省份，但比之周围的兄弟省份还是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