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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接千载,神游八极,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湖北。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江河万古很容易让人产生关于时间的联想,这种大气磅礴的江河容易出名人,也总能出好诗。从屈原到闻一多,从苏轼到毛泽东,无论是不是楚人,都能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诗词中,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不仅思接千载,用典精到,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两大工程: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三峡大坝“高峡出平湖”。这两大工程对武汉乃至湖北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昔日武汉的交通不便,现在人很难想象。躺在江边上的大城武汉,却只有一座长江桥。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依然非常恶劣。武汉人上班之痛苦也令人印象深刻,每次赶公交要跟着跑上两三百米才能抢上去,车上的乘客拥挤不堪,挥汗如雨,摇摇晃晃一个半小时才到单位。
要是想从武昌到汉口的汉正街逛一逛,更是和赶集一样:早上七点半出门,单程预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公交车车次严重不足,还要做好扒公交车门的准备。如果说贫困年代里整个中国都处于短缺经济的话,武汉就是其中典型。
不仅交通不便,武汉还是“三大火炉”之一。我当年坐火车经过湖北的时候,深为此处奇观所震撼。炎炎夏日,成千上万的湖北人搭铺盖睡在马路上、睡在露天阳台上,天做被、地当床。据说,他们还要提前去抢地方,洒点水,铺席子。长达三个月的酷暑,武汉人要这样硬生生地扛过去。
后来我也曾有幸领教过武汉的夏天,真是和蒸笼一样,热到昏头昏脑时,我满脑子只能想起一句诗,这就是所谓的“气蒸云梦泽”罢!当年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打响时,正值酷暑,战场温度甚至超过了四十度,因中暑而丧失战斗力的日军比战损的还多。
试问,武汉人和其他湖北人为什么既精明又好勇斗狠呢?我认为跟生存质量和生存方式有很大关系。恶劣的环境对湖北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曾作为新华社记者两次到湖北采访,住在汉口新华社招待所里,晚上突然听到隔壁在吵架,而且是越吵调门越高,搞得我根本睡不着,只好过去调解:“你们夜半三更吵什么,有什么事平心静气地说嘛。”他们也很莫名其妙:“不是,我们在谈心啊!”那时我才发现湖北人的大嗓门真是不得了,可能跟气候的炎热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他们现在温和多了。所以说,空调的产生真是伟大的发明啊,把很多地方的人的性格都改变了。有人说,空调是违反自然的发明,对人不利。要我说,真应该把他送到20世纪80年代夏天的武汉去试试。
“惟楚有才”
与六省市搭界的湖北,是南北融合、东西碰撞的大杂烩。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省份,像湖北这般经受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冲击和洗礼。
明清时期的汉口,“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身处中华文明各路支系的交汇点,湖北人保留楚风楚韵的同时,也打上了临近省份的诸多烙印。长期的交融和进化,让湖北人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九头鸟。
湖北人有湖南人的书香气,而没有湖南人的霸蛮。同为洞庭滋润,同享楚风拂面,自古书香鼎盛,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完整地保留了南方人基因里的霸蛮。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审时度势、尽兴就好,场面上过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决裂的准备。
湖北人有江西人的精明,而没有江西人的含蓄。同为码头重地,同拥千年商都,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比湖北人更多了一丝含蓄儒雅。同样是精于算计,湖北人是一手钱一手货当面算清,可以不占便宜但绝不能吃亏;江西人是可以月结,小账可以缓一缓,但算总账的时候,同样把算盘打得滴水不漏。
湖北人有安徽人的勤勉,但没有安徽人的谦和。同样是重农崇文,同样是勤勉上进,安徽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难得的谦和。多灾少田的安徽,稍有不慎就面临饿肚皮的窘况,求人就要懂得放下面子;相对于湖北人不愿求人也不轻易帮人的禀性,安徽人的容忍和谦和让他们的勤勉得到了更丰厚的回报。
湖北人有河南人的聪明,而没有河南人的变通。同为中国之中,同样四通八达,河南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变通。湖北人虽然也善讨巧,但终有自己的束缚,不会破格也很难出格;而河南人的变通,上天可为龙,下地可钻草,在现实面前可以抛开历史包袱,但过于善变了就如同刀口舔血,稍有不慎就会害人伤己。湖北人的聪明大部分用于自己身上,如能变通到推己及人,一般都有大出息。
湖北人有陕西人的文化气,而没有陕西人的敦厚。同为文明策源地,同样文化气重,陕西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敦厚,既是对文化的坚守,也是对历史的敬畏。陕西人不会来事,更不是无事找事,但也从不怕事。如果说湖北人是一杯啤酒,看似气势磅礴,实际度数不高,那么,陕西人就是一壶烈酒,表面风平浪静,入口烧喉蚀骨。
湖北人有重庆人的火爆气,而没有重庆人的率真。同为“火炉”,同样嗜辣如命,脾气一样火爆,但湖北人发脾气既会照顾情绪也会兼顾形势,该发脾气的时候绝对不会放过表演的机会,但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也能面色如常、压制怒火。最可怕的是,重庆人往往发完脾气就完事,湖北人则一般会心里记下这笔账。
不过,自古楚人多才。塑造湖北人性格的,最起码有三个方面:
第一,湖北拥有悠久的稻作文明。从楚国繁华到三国鼎盛,再到明清的“湖广熟,天下足”,湖北一直是农耕文明的重镇,尤其是江汉平原,耕读传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湖北人来说,读书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普遍性主题,要么读书,要么当兵,只有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去做生意。这也导致了武汉虽然在经济上独领风骚,但在基础教育上反而优势不大,在全国的名声还不如小小一个黄冈。
第二,湖北是水陆交汇的通衢要地。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湖北人善做生意,其实并非如此。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清末重臣张之洞认为:
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20世纪初,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
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
所以,说湖北人善做生意,更多只是想象。
那么,九省通衢给湖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流通,这是湖北的灵魂。湖北人为什么聪明,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则有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明开化。我的老家贵州,大山一锁,谁也出不来;而八面来风的湖北,天下风云际会,久而久之,湖北人想不聪明都不可能。
第三,湖北的自然生存环境极其艰难。尤其是武汉,其环境之恶劣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想舒服点都不可能。
但我走遍中国后发现,越舒服的地方越难出人才:因为资源富集之下,人也就没有了拼搏奋进的必要,自然慢慢退化,成了植物脑;相反,环境越恶劣,越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智慧。我曾沿长江顺流而下,天气炎热难熬,然而触目皆是草木葱翠。人和植物的道理是一样的,人的忍耐力非常强,辛苦一点,困难也就过去了,但品格却磨砺了出来。今天中国的处长和司局级干部,湖北人所占比例相当之高,这也是明证。
春秋更替、兴衰沉浮,湖北曾因区域而兴,也曾因区域而衰。湖北、重庆是中国“唯二”既不靠海也不邻国的,也不和任何靠海的或邻国的省区市接壤的省区市,即想要从湖北出国,必须要跨两个省区市以上。在沿海崛起的时代,湖北乃至武汉,的确沾不上什么光。当然,湖北也不算吃亏,毕竟它扼住了长江的腰部,多年来的发展还称得上差强人意:正如它的GDP一样,排在全中国的中不溜,虽然比不过沿海省份,但比之周围的兄弟省份还是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