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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以劫掠为主的草原民族不同，东北的游牧民族大多有着建立统一大帝国的野心。鲜卑建北魏、契丹建辽、女真建金、满族建清，这些东北游牧民族的一致性行为，和东北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系——既有深山密林，又有肥沃土地，东北的游牧民族身上集渔猎、游牧、农耕三大特征于一体，再加上距中原的距离和落后程度恰到好处，他们更容易适应中原文明，容易建立纵跨草原、中原的二元封建政体。
东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漫漫两千多年的拉锯历史，最终以来自东北的满族入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结束。清朝也代表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现在有一些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者，把清朝批驳得一无是处，仿佛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是中国近代沉沦的罪魁祸首。其实这是不够客观的。清朝就像是白垩纪末期的恐龙，进化得无比专业，无比适应环境。但正是因为彻底进化，才使其丧失了改变的源动力。一旦环境发生改变，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到来，清朝只能和恐龙一样成为大时代的殉葬者。
其实，在经略西域和草原方面，清朝远胜过中国其他封建王朝。满族入关，除了带来160万平方公里白山黑土的嫁妆外，更用一百多年时间陆续征服了明代疆域以外的准噶尔部、回部、西藏、青海、喀尔喀蒙古等，将王朝疆域推进至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广阔领域，再将收复的台湾纳入版图后，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雏形。
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太沉醉于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忽略了文明演进的复杂性。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汉家大一统王朝只有汉、宋、明三个朝代。而且，任何王朝的历史发展都有游牧民族的参与，游牧民族不是与国家背道而驰的边缘性存在，他们有时也是挑起天下的中坚力量，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清朝即使在王朝后期一再割地（总共割掉了15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1140万平方公里，比明代疆域要大很多。这为中华民族日后的伟大复兴留下了宝贵的战略纵深。
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曾经布武天下，煊赫一时，但东北本土长期以来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大清帝国建立后，把东北当成了自家祖宅和龙兴之地。清王朝在东北设立了三个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以将军府衙进行管理，只保护不开发。这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大清龙脉所在，守着大好江山，谁也不想在自家祖宅和祖坟上动土。自顺治朝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两千里“柳条边”封禁东北，尽一切可能禁止汉人在东北定居、垦荒，以及从事采参、猎貂等活动。在这种封禁政策下，东北一直处于线性发展的漫漫长夜。新中国成立时，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或半原始社会的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北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是半割裂的。如果说开发程度极低的古代史对于东北在工业时代的崛起有什么影响，那么可能只有一条：因为过度原始，导致东北几乎没有强大的地主或宗族势力。对比江浙、华南地区，东北的封建势力、小农经济对工业化的阻碍极小，加之人口以移民为主，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容易诞生工人阶层。
东北真正的剧变，来自帝国主义列强扩张带来的现代化浪潮。在20世纪上半叶，东北以奇迹般的速度完成开化与开放，成为中国近代版图中极为重要的角色。纵观世界，这样狂飙式的发展都十分罕见，其速度堪比日后深圳、迪拜的奇迹崛起。短短几十年，东北不仅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而且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军事、教育体系。世人皆知旧上海、老香港的繁华，却不知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哈尔滨、沈阳同样是最发达的远东城市之一。
东北的快速崛起，大致经历了日俄冲突、伪满洲国、共和国长子这三大阶段。
20世纪初期，日俄两大新兴帝国主义豪强在东北亚迎头相撞，导致东北的地缘重要性急剧升温，再加上铁路带来的大量资本输入，东北就这样被列强生拉硬拽，进入近代工业社会。这是东北崛起的第一个阶段。
此前几百年来，东北一直是偏僻冷寂之地，虽然地处于几国交界，但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天寒地冻，人口比东北还要稀少；朝鲜虽然属于中国的藩属国，但处于农耕文明，对中国几乎无影响力；而日本也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整个东北亚可谓黎明静悄悄。
19世纪中后期，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沙俄。沙俄作为新兴帝国主义豪强，在瓜分世界的步伐上远远落后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其优势在于地域广阔，横跨欧亚大陆。如果把沙俄比作西伯利亚双头鹰的话，两个鹰头一个西顾欧洲，一个东顾亚洲。沙俄国策也是时而重点经略西线，时而掉头向东。
三百年来，寻找不冻港是沙俄始终的战略目标。当时的沙俄在西线已经扩无可扩：中亚和巴尔干地区均陷入僵局，再加上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沙俄对奥斯曼帝国的推进也告一段落。在东线战局实现对中亚和新疆的成功入侵之后，这只西伯利亚双头鹰开始掉头东顾，这也直接引发了东北亚地区的百年风云。
通过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沙俄鲸吞外东北，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部分纳入版图，其中包括港口重镇海参崴。1886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令：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条横贯国土的铁路。这是沙俄东部大开发的第一步，也是中国东北崛起的历史性契机。
这条西起莫斯科，东至远东太平洋港口海参崴的“远东大铁路”，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图谋占领朝鲜、中国的东北及西北，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以期在中国东北或朝鲜夺取不冻港，进而控制太平洋沿岸，同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海上霸权。
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另一个新兴帝国主义豪强——日本。原本只是蕞尔小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雄起，其野心持续膨胀。岛国的局限性限制了日本的发展前景，因此日本开始实施大陆经略政策，“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将东北视为第一站。
为了牵制日本，清政府也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1896年，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东北境内修筑铁路。
沙俄势力沿火车一路向东，而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同样蠢蠢欲动。一方意图南下，一方意图北上，夹在其中的东北成了日、俄两大强国扩张国策的碰撞点。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在我国的领土爆发。翌年，日本虽然获得了战术性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却得不偿失——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看似打得不可开交的日俄两国，实际上却形成了战局之下的默契——联手瓜分东北。
铁路的到来意味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它不以农耕或者游牧为界，它瞄准的是地上地下的资源和因铁路而繁荣的商业。一条丁字形铁路，奠定了东北的框架。因为铁路经过，当年还是小村庄的哈尔滨，一跃成为东方小巴黎；长春也取代了吉林市，成为吉林省的中心。
顺“远东大铁路”而东下的，除了沙俄的军队和工厂，还有源自西方的生活方式。东北是中国欧风东渐最早的区域之一，大列巴面包、红肠、啤酒纷纷流入中国。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很多受迫害的俄国贵族逃到了东北，他们带来了钢琴、舞蹈、美声等现代艺术。今天额尔古纳的俄罗斯族，其实就是山东淘金汉子和俄罗斯逃难的上流阶层妇女结合形成的民族。从这些俄罗斯族后人的艺术造诣、生活品位中，都明显可以看出长期浸染的贵族气质。
造就东北奇迹的第三股势力，是本土奉系军阀张作霖。尽管这段历史现在被有意淡化，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他统治的十来年间，东北实现了人口、工业、社会的多重腾飞，成了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依托领先于全国的铁路系统与东北丰富的资源，东北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军工厂、炼钢厂和造船厂，钢产量达日本的40%。东北是当时中国最富庶、最发达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