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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工业化发达，东北还拥有全国最密集的铁路网。从哈尔滨火车站能买到去欧洲各大城市的火车票，中国和欧洲的往来电报也要通过哈尔滨进行中转。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哈尔滨，是当时的亚洲第二大国际都市。
铁路的开通，在经济、社会、军事各个方面发挥了深刻的作用。最典型的就是“闯关东”。受电视剧《闯关东》的影响，大众认知中的闯关东是一场民间自发的流亡血泪史，而且闯关东的移民主要还是从事耕种或传统手工业，过着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农耕渔猎生活。这其实是文艺作品带来的误会。早期的闯关东或许真是如此，但伴随东北的快速工业化，军工厂、钢铁厂、面粉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涌现，整个东北面临巨大用工缺口，因此才有了张作霖想方设法地从关内往关外运人。闯关东的移民一大部分都进了工厂，成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技术工人。从规模角度来看，闯关东其实是张作霖组织的一场人口大迁移，而且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
从20世纪初“京奉铁路”全线通车起，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高速增长。除了原本的山东移民外，大量来自河北、河南、江苏、山西、湖北等地的移民进入东北。黑龙江人口从1912年的两百万增长至1931年的六百万，不到二十年间超过三百万人从关内定居黑龙江。整个东北的人口在1912―1931年间大约增长了两千万，平均每年都有接近一百万人从关内来到东北定居。东北人族群的基本认同，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张氏父子对东北的耕耘，无论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对国防来说，都具有重要而长期的意义，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东北崛起的第二个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日本势力范围，东北的发展进入伪满洲国时代。
日本照搬巴黎的城市规划设计规划了长春，将其打造为高度国际化的东北亚商业中心。按照日本军部的战略判断，一旦和美国开战，日本岛本土有可能面临美国的致命打击，因此，日本很早就开始实施经济中心的大转移，长春甚至一度被称为“日本新京”。
在这期间，日本在鞍山发现了铁矿，在抚顺建立现代煤矿，钢铁行业大大繁荣；日本人投资了从电器到机械、医药、农业、军垦的各行各业，修建了京大线。东北年平均移入一百万人左右；到1948年底东北解放前夕，全区人口已超过四千万。此外，有大约三十万日本人带着先进的农耕技术到东三省来开垦农业。
日本一方面依靠伪满洲国的产出，支撑其对华侵略战争的野心，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工业经济体系的全面建成。1931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相形而言，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才达到18.96%。抗战后期，伪满洲国甚至超越了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到1945年9月，东北的铁路达到11479公里，而全国的铁路总里程仅接近两万公里。1946年，东北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已成亚洲翘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5%。换句话说，当时东北约等于三十个上海。
除了众所周知的1905年日俄战争外，1939年日俄还在诺门罕（在今呼伦贝尔）发生过一场战役。我曾专门赴呼伦贝尔考察，追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场诺门罕战役，实质上是日本和苏联的生死较量。对于苏联来说，如果东线失败，它将不得不面临东西双线作战的危险；对于日本来说，如果失败，将难保在东北亚的利益，只能放弃北进战略。双方各派出了大规模兵力，投入大量精良武器装备——包括大量的坦克车与装甲车，史称“第一次立体战争”。
在短短的五个月之间，日军元气大挫，而苏军则大获全胜。日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诺门罕几乎全歼日本唯一的一个坦克师团，更毙伤俘虏日军达五万四千人以上。朱可夫一战成名，二战的历史也从此被改写。
日本军部北上汇合德国、南下控制太平洋的长期战略路线之争，以北上派的彻底失败告终；随后爆发“珍珠港事件”，开启了日本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苏联方面，从此东线无战事，可以把所有的兵力投入到对德战争中。诺门罕这一役中，苏联和日本的坦克、飞机把诺门罕变成了钢铁战场，更昭示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征服和改造的开始。小小诺门罕，居然成了撬动世界大势的关键锁钥。
诚然，列强的初心并不是为了造福东北，而是为了满足扩张的野心，掠夺资源。日本人在经济殖民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日后的苏俄更是借“剿灭关东军”之名，在东北进行了疯狂的劫掠，无论厂矿、企业还是基础设施，能拉走的全都拉走，甚至连铁轨都拆掉。
但不可否认，列强间的战争和经济殖民，尤其是日占时期，大量的铁路、厂房、机器、技术和工厂组织制度永远留在了东北，客观上为东北奠定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而在成熟工业化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商业、服务业，则让东北从蛮荒走向文明。
东北崛起的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时的东北迎来了最好的地缘政治格局：头枕苏联、蒙古，背靠朝鲜，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温暖怀抱之中。
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首屈一指的资源大省、重工业大省、战备大省。能源、钢铁和工业铁路基础冠绝全国的东北，顺理成章地乘上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一班车。
在“一五计划”中，我国工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完善一个，铺开大网。”这里的“一个”指的就是东北，于是“一五计划”还有一个别称叫“东北计划”。以1950年为例，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50%。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有56个在东北。大庆油田让全中国告别洋油，“铁人”王进喜家喻户晓，一重、二重、一汽、鞍钢、哈尔滨轴承厂……东北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站稳脚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中苏交恶后的20世纪70年代，东北依然凭借着良好的发展基础领跑全国，并援建全国各类工业项目。在“三线建设”中，中国其他各地很大一部分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都来自东北。
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还为东北沉淀下了教育资源，即使到了当下，东北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在校大学生占比高居全国第一位。吉林有近六十个科研院所、知名高校，辽宁有九百多家科研所、近八十所高等院校，更不用说黑龙江赫赫有名的哈工大了。可以说，东北是科研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的重要培养基地。
以1916年“远东大铁路”的全线通车为起点，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积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东北步入了最辉煌的阶段，这也是东北人最硬气的时候。
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随着时间步入20世纪90年代，东北的情况好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全力扶持东北。同时，在那粗犷、浓烈、严峻的时代里，东北也同样扮演着“奶妈”的角色。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对外输血也没有停止，甚至更加严重。1980年国家就开始对广东实行特殊的包税制，1980―1993年广东上缴国家税金200多亿，同时期的辽宁按老制度上缴利税1650亿，此外每年按计划调出大量资源产品供应全国。任何一场社会变革有收益也有成本，应该说东北是改革开放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1990年，农业部提供了一份数据，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3亿元，首次超过国营企业的246亿元，前者的销售利润率相当于后者的两倍多。这个看起来和东北无甚关系的数据，标志着一个时代无可避免地走向终局。连乡镇企业都能超越国企，更不要说那些来自市场的洪水猛兽了。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一方迅速成长，一方缓缓衰亡。量变逐渐积累为质变，随着改革开放的彻底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已经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日薄西山，再无任何竞争力。1990年之后的七八年间，东北的衰落既显得猝不及防，又充满了某种结构性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