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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潮州，其实只待了八个月左右。但是，他离开以后，潮州人把他的事功放大了千万倍，甚至山河为之变名。这并不是因为韩愈有多伟大，而是潮汕人急于寻找文化的归属感。
自从晋朝到唐朝，潮汕人先祖从中原迁到江南，又辗转到闽南，最后到岭南，前后经历了五百多年筚路蓝缕，终于站稳了脚跟。他们心怀中原，但毕竟山长水远，教化之光难以普照到他们。没想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一下子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尽管没有待多久，但潮州人的文明归化之心便把韩愈越抬越高。这一“抬”，“抬”到了极致，“抬”出了故事，“抬”出了历史。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特别多。比如，苏东坡曾被贬惠州，“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如，王阳明到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成一代圣贤。其实，名人的到来哪有这么大的作用？他们只是薪火，真正的干柴是中土文明和边缘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由这种落差带来的无限向往。
说起这些文化的传灯者，我不由想到当年的“知青下乡”运动。对于那些清北复交等名校的高才生来说，被强行甩到了穷乡僻壤，前途晦暗，这无异于是命运的捉弄。但是，这批大学生到了“老少边穷”地区，到了最基层的村寨中，他们给山区的孩子带去了文明的火种与希望。我有一个好朋友龙建刚，他所在的那个小小苗寨，当时连电灯都没有，只能爬上山顶最高的那棵树遥望县城的灯火，但就这个小小的苗寨，日后走出了数位外交官、教授、作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拜这批命途跌宕的知青所赐。
“潮”温文儒雅，“汕”则大不相同。
汕头人是典型的海洋族群。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和平的时候当渔夫，混乱的时候就成了快乐的海盗，形成私人武装，打家劫舍。这种“渔盗一体”的现象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都比较普遍，但汕头表现得更典型。
“潮”和“汕”这两种文化传统，交织成了潮汕人两头摇摆的族群特质，形成了海盗与儒雅并存的文化格局。儒雅文化培育出了工夫茶、潮汕菜、潮剧等厚重的文化底蕴，还有诚信、义气等良性文化基因。海盗文化则鼓励了潮汕人民勇敢走出去，因为缺乏底线意识，只要能发横财，用什么手段无所谓。
相比潮州、汕头，汕尾更加野性十足。广东有一句话叫：
天上有雷公，地下海陆丰。
海陆丰于1988年改称“汕尾”。汕尾的生猛、百无禁忌相当吓人。“改革开放第一案”的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就是因为走私贪腐被枪毙。当时整个沿海都在走私，但总归还有个度；然而，汕尾一搞走私，简直是明火执仗。不仅走私，印制假钞、制毒造毒也成建制地出现。
二三十年前，我去福建厦门采访，坐长途客车过了汕头再往前走的时候，售票员提醒说：“旅客同志们注意了，前面就是海陆丰，你们千万不要随便下车，不要随便伸头，请带好随身物品。”当时我就很感慨，潮州、汕头尽管也有不守规矩者，但大多只是以官商勾兑这种相对灰色的手段赚钱；汕尾那种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玩法，着实吓人。汕尾到现在发展还是不尽人意，可能也和这种生猛的风俗有一定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和发展成了时代的主流。潮汕人多地少的情况非常严重，时任省委书记陶铸用行政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当时的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在1988年析置为海南省）还是刀耕火种的状态，农业十分落后。陶铸大笔一挥，几十万潮汕移民被送到了海南，所以如今的海南话里面有潮汕话的影子。可以说，海南是潮汕文化的一块飞地。今日的商业明星马化腾，其父就是潮汕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潮汕也是上海文化的一大源头。在明清很长一段时间里，潮汕人坐“红头船”去南洋闯荡，对于外界的文明可以说浸淫已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夷商到广东来做生意，精明的潮汕人发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纷纷投身“洋务”，他们小则成为夷商的翻译，中则成为牙商，大则成为买办。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夷商的生意开始由广东向上海迁移。彼时“广州十三行”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潮汕人也在这个行当耕耘了几代，他们非常积极地跟着夷商到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就像日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一样，基本上是文化荒地，精明的潮汕人在这个舞台上大展身手。在上海的华人人文金字塔中，第一层——塔尖——就是广东人，这批广东人的构成就像夹心饼干一样，外层是广府人和客家人，中间的核心则是潮汕人；第二层——中部——是宁波人；第三层——基础层——才是苏北人、安徽人。上海滩的豪华别墅群“思南公馆”，大部分别墅的原主人就是广东人，其中潮汕人又占了多数。
汕头，经济特区之殇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先后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地设立了首批经济特区。汕头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特区，名义上是要借助海外潮汕人的力量，但其实跟当时的广东政坛有很大的关系。潮汕人一直对广东政坛有很大影响力，香港的大佬大多也是潮汕人。
但是，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却难说成功。统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虽说当地人的实际生活并不像数字显示得那么悲苦，但不管怎么说，在最初四个经济特区里，汕头的经济叨陪末座，这是不争的事实。
想当年，改革开放大潮初起，潮汕欣欣向荣。1992年，我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来到潮汕地区，做了二十多天的调查采访。那时的潮汕只有流通经济，却繁荣得有点可怕，人们挥金如土，夜夜笙歌。当时我就断言，潮汕经济迟早会遭到重创，因为这完全不符合商业文化基因谱的排列规律。
任何区域的发展，都要经历从小农经济、流通经济、工业经济到现在的商业经济的过程，经济发展有自己不可逾越的规律。一旦把商业文化基因全部打乱，破坏了它的成长规律，区域经济必然要停滞甚至退步。
潮汕这个地方多少年来只有流通经济，没有工业经济。这跟潮汕人的DNA有很大的关系：脑子好使，往往愿意挣快钱，挣聪明钱，而不愿意辛辛苦苦地做实业。
潮汕因为有了所谓的经济特区头衔，尽管中央给的地很少，但几乎所有的“聪明的”潮汕人全以它为借口搞合法走私。潮汕会算这个账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
浙江温台地区（温州、台州）的历史文化跟广东潮汕有相似之处，但浙江没有特区的“合法走私”政策，只能自力更生，被迫走上了工业化之路。当潮汕已经是满地“大白鲨”摩托车的时候，温台街上跑的还是简陋的“甲壳虫”人力车。温台从盗版开始，到模仿、复制，再到现在开始创新，最终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并且产生了吉利、正泰等企业。
最后结果就是：温台起来了，和潮汕相似的城市大都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而潮汕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型的工业化，还继续一次次地在原地犯错误。几十年过去了，温台已经由流氓变成了绅士，风光无限；潮汕却跌入了经济发展的低谷，徘徊不前。“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是这么个道理。
十多年前，我曾受邀在潮汕做了一次讲演，报告会的规模有两三千人，在讲演中我毫不客气地对潮汕进行了批判。
潮汕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信用缺失。这是潮汕经济萧条的最重要原因。在潮汕成为经济特区后，一少部分汕头商人骗贷、造假、走私，无所不用其极。小聪明误了大事业，让汕头的名声一度跌到了谷底。中央几度强力整顿之后，情况才得以收敛。
潮汕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帮派文化浓厚。同属河口文化，山西的河东、河西差别不大；合并同类项以后，山西、陕西、河南也大致差不多。相形而言，潮汕人一出门就是漂洋过海，异国他乡，“文化孤岛”的属性使得他们天然抱团，共同对外。我们今天看到的潮商正是如此，它是个商业狩猎群体。这种自己人、外人的鲜明分野，让他们做生意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对方变成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