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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潮州,其实只待了八个月左右。但是,他离开以后,潮州人把他的事功放大了千万倍,甚至山河为之变名。这并不是因为韩愈有多伟大,而是潮汕人急于寻找文化的归属感。
自从晋朝到唐朝,潮汕人先祖从中原迁到江南,又辗转到闽南,最后到岭南,前后经历了五百多年筚路蓝缕,终于站稳了脚跟。他们心怀中原,但毕竟山长水远,教化之光难以普照到他们。没想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一下子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尽管没有待多久,但潮州人的文明归化之心便把韩愈越抬越高。这一“抬”,“抬”到了极致,“抬”出了故事,“抬”出了历史。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特别多。比如,苏东坡曾被贬惠州,“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如,王阳明到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成一代圣贤。其实,名人的到来哪有这么大的作用?他们只是薪火,真正的干柴是中土文明和边缘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由这种落差带来的无限向往。
说起这些文化的传灯者,我不由想到当年的“知青下乡”运动。对于那些清北复交等名校的高才生来说,被强行甩到了穷乡僻壤,前途晦暗,这无异于是命运的捉弄。但是,这批大学生到了“老少边穷”地区,到了最基层的村寨中,他们给山区的孩子带去了文明的火种与希望。我有一个好朋友龙建刚,他所在的那个小小苗寨,当时连电灯都没有,只能爬上山顶最高的那棵树遥望县城的灯火,但就这个小小的苗寨,日后走出了数位外交官、教授、作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拜这批命途跌宕的知青所赐。
“潮”温文儒雅,“汕”则大不相同。
汕头人是典型的海洋族群。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和平的时候当渔夫,混乱的时候就成了快乐的海盗,形成私人武装,打家劫舍。这种“渔盗一体”的现象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都比较普遍,但汕头表现得更典型。
“潮”和“汕”这两种文化传统,交织成了潮汕人两头摇摆的族群特质,形成了海盗与儒雅并存的文化格局。儒雅文化培育出了工夫茶、潮汕菜、潮剧等厚重的文化底蕴,还有诚信、义气等良性文化基因。海盗文化则鼓励了潮汕人民勇敢走出去,因为缺乏底线意识,只要能发横财,用什么手段无所谓。
相比潮州、汕头,汕尾更加野性十足。广东有一句话叫:
天上有雷公,地下海陆丰。
海陆丰于1988年改称“汕尾”。汕尾的生猛、百无禁忌相当吓人。“改革开放第一案”的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就是因为走私贪腐被枪毙。当时整个沿海都在走私,但总归还有个度;然而,汕尾一搞走私,简直是明火执仗。不仅走私,印制假钞、制毒造毒也成建制地出现。
二三十年前,我去福建厦门采访,坐长途客车过了汕头再往前走的时候,售票员提醒说:“旅客同志们注意了,前面就是海陆丰,你们千万不要随便下车,不要随便伸头,请带好随身物品。”当时我就很感慨,潮州、汕头尽管也有不守规矩者,但大多只是以官商勾兑这种相对灰色的手段赚钱;汕尾那种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玩法,着实吓人。汕尾到现在发展还是不尽人意,可能也和这种生猛的风俗有一定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和发展成了时代的主流。潮汕人多地少的情况非常严重,时任省委书记陶铸用行政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当时的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在1988年析置为海南省)还是刀耕火种的状态,农业十分落后。陶铸大笔一挥,几十万潮汕移民被送到了海南,所以如今的海南话里面有潮汕话的影子。可以说,海南是潮汕文化的一块飞地。今日的商业明星马化腾,其父就是潮汕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潮汕也是上海文化的一大源头。在明清很长一段时间里,潮汕人坐“红头船”去南洋闯荡,对于外界的文明可以说浸淫已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夷商到广东来做生意,精明的潮汕人发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纷纷投身“洋务”,他们小则成为夷商的翻译,中则成为牙商,大则成为买办。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夷商的生意开始由广东向上海迁移。彼时“广州十三行”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潮汕人也在这个行当耕耘了几代,他们非常积极地跟着夷商到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就像日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一样,基本上是文化荒地,精明的潮汕人在这个舞台上大展身手。在上海的华人人文金字塔中,第一层——塔尖——就是广东人,这批广东人的构成就像夹心饼干一样,外层是广府人和客家人,中间的核心则是潮汕人;第二层——中部——是宁波人;第三层——基础层——才是苏北人、安徽人。上海滩的豪华别墅群“思南公馆”,大部分别墅的原主人就是广东人,其中潮汕人又占了多数。
汕头,经济特区之殇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先后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地设立了首批经济特区。汕头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特区,名义上是要借助海外潮汕人的力量,但其实跟当时的广东政坛有很大的关系。潮汕人一直对广东政坛有很大影响力,香港的大佬大多也是潮汕人。
但是,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却难说成功。统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虽说当地人的实际生活并不像数字显示得那么悲苦,但不管怎么说,在最初四个经济特区里,汕头的经济叨陪末座,这是不争的事实。
想当年,改革开放大潮初起,潮汕欣欣向荣。1992年,我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来到潮汕地区,做了二十多天的调查采访。那时的潮汕只有流通经济,却繁荣得有点可怕,人们挥金如土,夜夜笙歌。当时我就断言,潮汕经济迟早会遭到重创,因为这完全不符合商业文化基因谱的排列规律。
任何区域的发展,都要经历从小农经济、流通经济、工业经济到现在的商业经济的过程,经济发展有自己不可逾越的规律。一旦把商业文化基因全部打乱,破坏了它的成长规律,区域经济必然要停滞甚至退步。
潮汕这个地方多少年来只有流通经济,没有工业经济。这跟潮汕人的DNA有很大的关系:脑子好使,往往愿意挣快钱,挣聪明钱,而不愿意辛辛苦苦地做实业。
潮汕因为有了所谓的经济特区头衔,尽管中央给的地很少,但几乎所有的“聪明的”潮汕人全以它为借口搞合法走私。潮汕会算这个账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
浙江温台地区(温州、台州)的历史文化跟广东潮汕有相似之处,但浙江没有特区的“合法走私”政策,只能自力更生,被迫走上了工业化之路。当潮汕已经是满地“大白鲨”摩托车的时候,温台街上跑的还是简陋的“甲壳虫”人力车。温台从盗版开始,到模仿、复制,再到现在开始创新,最终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并且产生了吉利、正泰等企业。
最后结果就是:温台起来了,和潮汕相似的城市大都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而潮汕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型的工业化,还继续一次次地在原地犯错误。几十年过去了,温台已经由流氓变成了绅士,风光无限;潮汕却跌入了经济发展的低谷,徘徊不前。“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是这么个道理。
十多年前,我曾受邀在潮汕做了一次讲演,报告会的规模有两三千人,在讲演中我毫不客气地对潮汕进行了批判。
潮汕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信用缺失。这是潮汕经济萧条的最重要原因。在潮汕成为经济特区后,一少部分汕头商人骗贷、造假、走私,无所不用其极。小聪明误了大事业,让汕头的名声一度跌到了谷底。中央几度强力整顿之后,情况才得以收敛。
潮汕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帮派文化浓厚。同属河口文化,山西的河东、河西差别不大;合并同类项以后,山西、陕西、河南也大致差不多。相形而言,潮汕人一出门就是漂洋过海,异国他乡,“文化孤岛”的属性使得他们天然抱团,共同对外。我们今天看到的潮商正是如此,它是个商业狩猎群体。这种自己人、外人的鲜明分野,让他们做生意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对方变成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