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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菜之所以出众，和潮汕商人的发达有很大关系。潮汕人最早跑到香港先发了财，继而产生了“舌尖上的乡愁”，期待向往家乡的这些美味，于是他们就把家乡的烹调工艺跟燕、鲍、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结合到一起，最终打造成为全球最奢华的新派商务餐。
千年的潮汕文化，足以打动全世界人的绝佳美食，以及山呼海应的自然环境、交通便达……潮汕占尽种种优势。因此我认为，把潮汕打造成中国顶级的旅游、度假、休闲目的地，是绝对大有可为的。
前世今生大湾区
两千年帆影不绝，一百年风起云涌，四十年天地翻覆。一部浓缩了整个时代风云际会的大湾区生成史背后，是古老国度的艰难突围与新生……
从上甘岭到大湾区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 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 《东方之珠》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一曲《东方之珠》传遍街头巷尾。悠扬的歌声，唱出了香港百年沧桑，也唱出了中国内地民众对东方之珠的无限向往。
作为外连世界、内通中国内地的双重跳板，香港一时风光无两。站在彼时的港岛中环、铜锣湾向北眺望，白天，维多利亚港碧水深流；入夜时分，万家灯火璀璨，向世人昭示着东方之珠的光芒。此情此景，谁又能想到：一水之隔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竟然在其后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穷二白、亦步亦趋的模仿者，蜕变为全中国最活跃、最自由、最开放的热土，一举一动都足以牵动世界的目光。
近年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摆出一副咄咄逼人之势，频繁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毋庸讳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真实的挑战，美国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态度也给中国造成了实际的威胁。中美贸易摩擦的惨烈程度，以及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可以说世所罕见。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当属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绞杀。
在当今社会，“科技战”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就如同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一样，中美都在用尽全力争夺，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如今的“上甘岭”居然守住了！中国“战士”们虽然遍体鳞伤，损失惨重，但终究力保阵地不失。中国经济的韧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上甘岭精神”之所以备受人们关注，正是因为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自信，打出了世界对中国的不敢小觑。如今，透过“贸易战”的硝烟，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中兴、华为、大疆这些遭受美国制裁或威胁的公司，不仅同属于珠三角，更出自同一个街道。因此，有人开玩笑说，特朗普倾美国之力，发起了与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的“贸易战”。此言固然是戏谑，但在这场与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正面抗争中，珠三角作为和平时期的“上甘岭”高地顶在了炮火纷飞的第一线，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横空出世，正式被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时间，大湾区风头无两，各地政府组团前来学习；精明的商人们纷纷用脚投票，抢滩大湾区；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像潮水一般涌来；我认识的那些富豪朋友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挥洒着钞票，把深圳房价推向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这一幕幕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恍如隔世的沧桑感。谁能想到，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椰林稻海，是偷渡客冒死突围、纵使葬身大海也在所不惜的最后一道边界；三十年前，这里还是走私者的天堂，“一切向钱看”导致纲纪废弛、欲望横流，是备受诟病和质疑之所在；二十年前，这里正面临在土地、资源、人口、环境上的“四个难以为继”的阵痛，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都传出要把总部搬去上海，这里走向平庸仿佛是难以避免的宿命；十年前，这里正经受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等一波波浪潮的冲击……这里一天一个模样，谁也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到了今天，一个总人口超过七千万的，多中心、有梯度、有分工、有腹地的世界级城市群正在冉冉升起。在当今中国，或许很难再有其他哪个地方像它一样——集爱恨、恩怨、是非、褒贬于一身。这里有“胜者为王”的传奇，有“大国崛起”的重托，有“一夜暴富”的野心，也有“一房难求”的现实……
“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的话仿佛至今还掷地有声，如雷贯耳。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这位老人是否料到，他划的那个“圈”今天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超级舞台之一？
从1985年被新华社调派至广东开始，到日后下海创办智纲智库，从事战略咨询，这三十多年来，我与广东结下了极深的缘分。特殊的职业生涯，也使我有幸深度介入了这部风起云涌的大湾区往事。在这个超乎想象的广阔舞台上，成百上千家企业，如排山倒海般崛起；无数枭雄破浪而出，在这片既如浩瀚深海又如泥潭般的大泽里挣扎奋进，他们之中有人改变了潮水的方向，有人淹没于茫茫大海，有人成龙上天，有人成蛇钻草，演绎着一幕幕大泽龙蛇的传奇，共同构成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大湾区生成史。
从庙堂到江湖、从台前到幕后、从偶然到必然、从现象到本质……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历史转型期的前沿地带，大湾区有太多的时代谜题需要我们去发掘、把握、提炼与反思。
因此，在这本《大国大民》行将完本之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谈一谈“大湾区的前世今生”，穿过时光的铁幕，找到某种必然性和规律，从而凝聚力量与共识，也算是不枉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吧。
大湾区的前世：帆影两千年
两千年帆影不绝，一百年风起云涌，四十年天地翻覆。一部浓缩了整个时代风云际会的大湾区生成史背后，是古老国度的艰难突围与新生……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八十七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上海新锦江大酒店第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语重心长地嘱托身旁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还自责地说道：“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这段话后来流传很广，不少人也引以为憾，认为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保守使上海失去了十几年的黄金期。但在我看来，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座巍峨大厦，上海就是支撑大厦的四梁八柱中最粗那根；当时整座大厦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上海决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前途未卜的情况下，邓小平绝对不会选择上海去冒险。
之所以选择福建与广东，道理也很简单：两军交战，排兵布阵，第一排的永远不会是精锐。从古至今，广东一次次扮演先锋军和过河卒的角色，恰恰是因为其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大陆国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外敌几乎都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万里长城、九边重镇不时上演着民族间碰撞、斗争与交融的奏鸣曲，而海洋似乎慢慢被遗忘。
但从版图来看，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不可能不产生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徐福东渡、鉴真过洋、八仙过海、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神话传说、历史事迹还是商业贸易，不仅体现了先民们傍海而居、耕海牧海的生存智慧，也是烙印在我们文化中的海洋记忆与文化基因。
如果把中国的来自大陆的陆权文明和来自海洋的海权文明看作两大向外辐射的扇面，那么，处于这两个扇面交汇地带的广东，是中国受海洋文明浸淫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联结界面。
中国历朝历代，无论首都设在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背枕五岭、面朝大海的广东都是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从秦汉开始，岭南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等消息再从岭南传回京师，一来一回半年已过，再大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天高皇帝远”的地缘特征，使得广东在政治上也越发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