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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波涛，长风相送，政治与经济的力量此消彼长，让广东在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同时，也酝酿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这里离僵化的礼教远，离鲜活的市场近；离不测的君威远，离自由的海洋近；离“天下”远，离世界近。广东滥觞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繁荣于唐宋、独步于明清的悠久海上贸易传统，一方面哺育了具有鲜明海洋意识的广东民系，一方面也见证了中国曾经作为海洋大国的繁荣。
珠三角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年间。秦军南征，平定当地百越部落后，建立了与中央遥相呼应的行政体系，岭南在名义上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两汉时期，珠三角属于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管辖，而番禺是整个岭南九郡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汉书·地理志（下）》说：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指中原）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由此可见，远在汉朝，珠三角海外贸易就很发达。各种来自海外的珍奇物品，通过海上贸易流入岭南。番禺成为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到了唐宋年间，珠三角与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乃至竹木金石制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甚至欧洲，而中华文明也随之流传开去。当时最多曾有十万外商聚居在广州西门外，官府专门给他们划了块地叫作“藩坊”。坊间流传的大新街的“珍珠玛瑙次第排”美誉，就是“藩坊”繁华热闹的缩影。当时的广州，既是水陆杂陈的名利场，也是风月繁华的销金窟。
宋元之交，广东又一次在历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瞥。1279年，南宋与蒙古军队在崖山（在今广东江门）进行大规模海战。这场大宋的落幕之战，以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告终，宋朝十万军民跳海殉国，也标志着新旧纪元的分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出海”，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就此中断。成祖朱棣即位后更是下令，把民间原有用于远洋的尖头船，都改成近海出行的平底船。船型转变的背后，是日趋封闭的海洋政策。虽然也有郑和下西洋，但也只为“扬天朝国威”，而无关乎商贸与开拓。到了清朝，海禁更加严重，海边的老百姓向内地搬迁，外贸陷入停滞。中华文明逐渐远离海洋，蜷缩在大陆一隅。
此时，在地球的另一面，西方各国纷纷下海。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发现“新大陆”——美洲，1519―1522年西班牙的麦哲伦船队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风帆所至，无远弗届，殖民开拓的海洋时代正式到来。西风终于压倒了东风，故步自封的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落幕，而广东却在阴差阳错间成为仅剩的那扇“南风窗”。
从明代初年开始，广州就被指定为专门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进行“朝贡贸易”的唯一港口。尤其到了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撤销浙、闽市舶司后，广州更获得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明清以降，尽管海禁政策时有反复，但广州作为海外贸易合法口岸的地位从未变过。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从此，广州独揽全国海外贸易特权近百年。今天我们在史书记载中看到的那些西洋“珍奇之物”，如望远镜、西洋钟等，大都是通过这个窗口进入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也多是通过这个渠道远销海外的。“岢峨大舶映云日”的商贸往来，成就了广州“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的繁华市井生活，也给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汤显祖贬谪广东途经广州时写下的“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堪称这千年商都盛景的最佳写照。
自明朝开始，为了监督市场活动、垄断海上贸易，官方扶持广州当地的豪强富户开设牙行商帮，为洋商提供中介服务，这就是日后“十三行”的前身。作为中国最早精通洋务、睁眼看世界的群体，“十三行”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由此，“十三行”垄断的对外贸易特权被取消，失去了“官商”地位。但是，拥有上百年从商经验的“十三行”商人，嗅觉远非常人可比，他们当中的一批人远赴美国，成为最早一代华侨的前身，另一批则选择迁往新开埠的上海开拓一片天地。沐浴欧风美雨的“十里洋场”上海，果然迅速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十三行”商人也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华人社会的金字塔尖。叱咤风云的粤商群体，再次站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风口浪尖上。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量内地富裕人家，诸如董建华家族、包玉刚家族，还有电影界大佬邵逸夫等，都选择迁往香港。国统区大量的财富、人才涌入香港，奠定了香港的产业基础。“十三行”的火种又从上海飘往香港，成就了香港在20世纪中期的高度繁荣，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从“十三行”商人到上海滩精英，再到香港巨鳄，最终通过改革开放反哺内陆，“十三行”火种不熄，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传奇。
从丝路海疆到洋务商行，因海而兴、因海而富的珠三角始终得风气之先；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也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从康梁的“公车上书”，到黄遵宪首倡仿效“明治维新”，再到孙中山誓师北伐，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扮演着“报春花”的角色，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革命等方面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比拟。在频繁掀起时代浪潮的背后，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广东精神，这也是大湾区与生俱来的基因。
大湾区的今生：激荡四十年
中国社会历来都有一个习惯：任何事情成功后，我们总要为其涂脂抹粉，重塑金身，标榜其伟大、光荣与正确。今日我们关于改革开放的态度，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奇迹，其力度、强度、深刻度在人类史上都前所未有。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危机倒逼下的自救之举，改革开放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争议。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曾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来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他的说法，“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也完全出人意料”。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
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在徘徊迷茫、左右摇摆之中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
细品邓小平的这几句话，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把福建、广东选为开放的前沿阵地。第一，闽粤毗邻港澳台地区，有借助外部动力的可能性。第二，正是因为闽粤位于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汇处，矛盾空前尖锐，1976―1978年间广东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逃港事件，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逃赴香港。局面之严峻，让中央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闽粤位于边缘地带，远离中央，作为对台湾地区防卫的前沿阵地，时刻备战。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主要投入在“三线（内地）建设”上，基本放弃了沿海经济发展，大型的项目几乎都没有在广东落户。因此，即使经济特区的探索出师不利也无碍大局，这实质上还是广东历史上“无足轻重”特色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