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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的默许之下，所谓的经济特区探索，本质上是一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探索，一场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的微创手术，一场收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精明生意。
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先看看再说”。一旦尝试成功，其经验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向全国推广；一旦失败，则吸取教训，另谋新路，把损失控制于福建、广东一隅。
以小博大，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历史使命。读懂这一点，方能读懂改革开放。担此重任者，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重要二传手作用的、被广东人民亲切称为“广东的邓小平”的任仲夷。
我跟任仲夷相识，是在我离开新华社创办智纲智库以后。广东商帮成立了广东私营企业总商会，聘请我当总顾问，任仲夷也是总顾问，后来我和他在各种场合见了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聊起当初改革的一些事。
那时任仲夷已是近八十岁高龄。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跟一帮商会企业家一起见到任仲夷，那帮商会的老板们为了恭维我就跟任老说：“这位是我们的大策划家，我们很多项目都是他帮助做的策划。”然后，任仲夷居然这么说：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主力军是“知本家”——“知识”的“知”，“本钱”的“本”，他就是“知本家”，而不是他们原来说的那种和资产相关的“资本家”；未来是一个“知本家”的时代，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时代。从这点就看出来，这位老人家的思想真是非常了不起。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指挥官，任仲夷有几段话在广东广为流传，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反正不要停。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三灯论”。
到了1984年，改革开放出现了一定动摇。当时一边是西方的自由化思潮从海外传入，对知识界影响很大；一边是走私猖獗，虽然政府严厉打击，但被曝光者不过是冰山一角，无数人参与到了这场疯狂的游戏之中，同为经济特区的汕头、厦门，连同深圳、珠海、海南一线，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走私的黄金海岸，席卷了整个大陆沿海地区。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痛心疾首：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特区被描绘成了“走私主要通道”和“香港水货之源”。
这时候的广东承担了极其沉重的政治压力，任仲夷作为操盘手硬生生地顶了下来。他说了一句充满了辩证法和政治智慧的话，叫作“开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坏”。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蚊子苍蝇飞入，我们不能够因为出现问题就一棒子打死。他的坚定有效地稀释掉了上面一些极“左”的浪潮，鼓励下面的人继续走。
任仲夷还有一句话更精彩，他号召干部们“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做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一旦看准就先干了再报告；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准的，边做边说，先上车后补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接受教训就行了。
作为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提出的这些充满政治智慧、充满辩证思想的意见，对于当时广东积极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让广东的干部和官员们解放思想，让企业家们勇敢地往前走。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另一个改革风云人物是袁庚。1979年深圳蛇口炸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蛇口的创始人就是袁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了，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
1975年10月，五十八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因为他就是地道的深圳宝安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经验，又过了三年，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于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一职。1979年，他担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
曾经有人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第一，他因为不懂计划经济，才对其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员；第二，他有非常发达的海外关系，也知道这些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香港如何从落后的渔村变成现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种积极的改革开放意识，时不我待，事在人为。他一到招商局就积极配合改革开放政策，最后以招商局的名义获得了蛇口开发区这个试验田。
在这块试验田上，袁庚开始励精图治，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于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彼时的蛇口，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试管，更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具、新产业、新人物的诞生之地。招商、平安、华为……无数巨头从蛇口走出，最终走向世界。
袁庚人生最辉煌的举动，可能很多人都听过。1984年，邓小平去特区考察的时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蛇口的马路边竖了一个标语，就两句话：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一场极其大胆的政治冒险，果然也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弹。一时间，蛇口成为舆论的焦点，被抨击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想到，邓小平看到后肯定了这条标语。改革开放的风潮由此传遍全中国，也从某种意义上为蛇口完成了加持。
在经济发展之外，袁庚还有蓬勃的政治追求，这也是他后来遭受诟病之处。
1987年前后，新华社面临一个新的任务——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深圳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难以避开的话题。于是，总社安排我去负责报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采访了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
当时的蛇口人心浮动，香港报纸都在大量登载“袁熊大战”。其中，“袁”就是袁庚，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熊”就是熊秉权，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当时两人的矛盾几乎天下皆知。这种摩擦起初不关乎个人恩怨，只是对于改革方向的态度不同，但是，随着矛盾愈演愈烈，两人几乎难以共存。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这两个人都向我诉苦，都想积极地影响我。
采访完后，我得出一个判断，熊秉权是个干才，作为开发区的官员绝对一流。他认为，既然是开发区，埋头搞好经济发展就完了，千万不要染政治。袁庚则雄心勃勃。在他看来，蛇口的经济再发达，在共和国的经济总量里面也是九牛一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对整个中国是最好的帮助。他想搞政治特区，这才是他所谓“试管”的真正价值。
按照熊秉权的说法，袁庚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所谓的政治品质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庚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权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痛苦。在采访中，熊秉权跟我说：“他（袁庚）名气这么大，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他为什么玩弄政客手腕？”这是熊秉权感到最痛苦的地方。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只问目的、不讲手段也成全了袁庚。他在先行先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韬略、手段，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实证明，最终蛇口也没存活下去。在袁庚卸任以后，我旁观了蛇口被深圳兼并整合、走向消失的整个过程。但是，毕竟蛇口在他手里坚持了十年，这十年也使蛇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而言，袁庚已走，改革仍旧；蛇口已逝，袁庚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