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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的默许之下,所谓的经济特区探索,本质上是一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探索,一场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的微创手术,一场收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精明生意。
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先看看再说”。一旦尝试成功,其经验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向全国推广;一旦失败,则吸取教训,另谋新路,把损失控制于福建、广东一隅。
以小博大,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历史使命。读懂这一点,方能读懂改革开放。担此重任者,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重要二传手作用的、被广东人民亲切称为“广东的邓小平”的任仲夷。
我跟任仲夷相识,是在我离开新华社创办智纲智库以后。广东商帮成立了广东私营企业总商会,聘请我当总顾问,任仲夷也是总顾问,后来我和他在各种场合见了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聊起当初改革的一些事。
那时任仲夷已是近八十岁高龄。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跟一帮商会企业家一起见到任仲夷,那帮商会的老板们为了恭维我就跟任老说:“这位是我们的大策划家,我们很多项目都是他帮助做的策划。”然后,任仲夷居然这么说: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主力军是“知本家”——“知识”的“知”,“本钱”的“本”,他就是“知本家”,而不是他们原来说的那种和资产相关的“资本家”;未来是一个“知本家”的时代,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时代。从这点就看出来,这位老人家的思想真是非常了不起。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指挥官,任仲夷有几段话在广东广为流传,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反正不要停。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三灯论”。
到了1984年,改革开放出现了一定动摇。当时一边是西方的自由化思潮从海外传入,对知识界影响很大;一边是走私猖獗,虽然政府严厉打击,但被曝光者不过是冰山一角,无数人参与到了这场疯狂的游戏之中,同为经济特区的汕头、厦门,连同深圳、珠海、海南一线,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走私的黄金海岸,席卷了整个大陆沿海地区。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痛心疾首: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特区被描绘成了“走私主要通道”和“香港水货之源”。
这时候的广东承担了极其沉重的政治压力,任仲夷作为操盘手硬生生地顶了下来。他说了一句充满了辩证法和政治智慧的话,叫作“开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坏”。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蚊子苍蝇飞入,我们不能够因为出现问题就一棒子打死。他的坚定有效地稀释掉了上面一些极“左”的浪潮,鼓励下面的人继续走。
任仲夷还有一句话更精彩,他号召干部们“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做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一旦看准就先干了再报告;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准的,边做边说,先上车后补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接受教训就行了。
作为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提出的这些充满政治智慧、充满辩证思想的意见,对于当时广东积极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让广东的干部和官员们解放思想,让企业家们勇敢地往前走。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另一个改革风云人物是袁庚。1979年深圳蛇口炸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蛇口的创始人就是袁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了,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
1975年10月,五十八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因为他就是地道的深圳宝安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经验,又过了三年,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于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一职。1979年,他担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
曾经有人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第一,他因为不懂计划经济,才对其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员;第二,他有非常发达的海外关系,也知道这些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香港如何从落后的渔村变成现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种积极的改革开放意识,时不我待,事在人为。他一到招商局就积极配合改革开放政策,最后以招商局的名义获得了蛇口开发区这个试验田。
在这块试验田上,袁庚开始励精图治,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于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彼时的蛇口,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试管,更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具、新产业、新人物的诞生之地。招商、平安、华为……无数巨头从蛇口走出,最终走向世界。
袁庚人生最辉煌的举动,可能很多人都听过。1984年,邓小平去特区考察的时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蛇口的马路边竖了一个标语,就两句话: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一场极其大胆的政治冒险,果然也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弹。一时间,蛇口成为舆论的焦点,被抨击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想到,邓小平看到后肯定了这条标语。改革开放的风潮由此传遍全中国,也从某种意义上为蛇口完成了加持。
在经济发展之外,袁庚还有蓬勃的政治追求,这也是他后来遭受诟病之处。
1987年前后,新华社面临一个新的任务——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深圳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难以避开的话题。于是,总社安排我去负责报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采访了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
当时的蛇口人心浮动,香港报纸都在大量登载“袁熊大战”。其中,“袁”就是袁庚,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熊”就是熊秉权,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当时两人的矛盾几乎天下皆知。这种摩擦起初不关乎个人恩怨,只是对于改革方向的态度不同,但是,随着矛盾愈演愈烈,两人几乎难以共存。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这两个人都向我诉苦,都想积极地影响我。
采访完后,我得出一个判断,熊秉权是个干才,作为开发区的官员绝对一流。他认为,既然是开发区,埋头搞好经济发展就完了,千万不要染政治。袁庚则雄心勃勃。在他看来,蛇口的经济再发达,在共和国的经济总量里面也是九牛一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对整个中国是最好的帮助。他想搞政治特区,这才是他所谓“试管”的真正价值。
按照熊秉权的说法,袁庚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所谓的政治品质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庚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权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痛苦。在采访中,熊秉权跟我说:“他(袁庚)名气这么大,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他为什么玩弄政客手腕?”这是熊秉权感到最痛苦的地方。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只问目的、不讲手段也成全了袁庚。他在先行先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韬略、手段,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实证明,最终蛇口也没存活下去。在袁庚卸任以后,我旁观了蛇口被深圳兼并整合、走向消失的整个过程。但是,毕竟蛇口在他手里坚持了十年,这十年也使蛇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而言,袁庚已走,改革仍旧;蛇口已逝,袁庚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