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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任仲夷、袁庚这两大改革初期标志性人物外，珠三角还有很多个性鲜明、锐意改革的官员。
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佛山有两个乡镇企业明星县——顺德、南海。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广东本地人，经历也大致相同：从大队支部书记开始，到公社书记，再到县委书记。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非常传奇的人物。
其中一位叫黎子流，当地人称“黎叔”。他在顺德任职之后，被调到江门——破格提拔为江门市委书记，最后退休前任职广州市市长。他在推动广州走向复兴，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黎叔有一句话在当时的广东传得很广。他是农民出身，人很朴实，普通话说得不好。他到广州当市长的时候，很多广州干部看不起他，认为他是泥腿子出身。他就用顺德方言说了一句话：“大不大，木大返顺德。”意思就是：“你们看得上我，行就行；不行的话，老子不过就是回到顺德继续当农民。你们看着办吧！”
另一位更有特点的叫梁广大，当时是南海县委书记，后来成了珠海市市长、市委书记，人称“梁大胆”。
今天的深圳不负众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高地；但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也不可小觑。论及深圳的成功，毗邻香港占了很大的因素，这种地理优势无可取代。相比之下，仅有二三十万人口、产业极度单一的澳门，根本无法带动珠海的发展，甚至还要反抽珠海的血，它和香港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并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经济特区的探索不应该简单地用经济总量来衡量。谈到珠海，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就是它的奠基人——梁广大。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上，梁广大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珠海写下了“珠海特区好”五个大字；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接近一半的重要讲话是在珠海所讲，这次讲话将中国这辆即将脱轨的列车推回到正轨上来。2012年12月18日，中共最高领导人再次来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南中国的常青树，梁广大与其他三位陪同过邓小平南巡的老干部一起出席。暌违多年后，我再度在新闻中看到梁广大，曾经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故人已经垂垂老矣，岁月的确从来不饶人。值得欣慰的是，梁广大的心血永远地留在了南中国的土地上，那就是珠海经济特区。
在珠海，梁广大四两拨千斤，做出了很多超出其本身政治地位的贡献：第一，他坚持生态优先、环保优先的高门槛，污染行业绝对不能进珠海，给珠海留下了确立花园城市的“魂”，也留下了未来的发展机会；第二，他跳出珠海看珠海，站在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的角度，谋划了大港口、大机场、大交通等在今天看来都相当惊人的手笔。以机场为例，他不仅要建机场，还要办世界性的航展。很多人觉得他简直是疯了，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带着一帮土农民官员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全世界跑，去荷兰、法国找国际航展公司谈合作，硬是把航展做起来了。
在航展表面风光的背后，是十足的辛苦与窘迫。这种思路毕竟太超前，没有想到坚持了将近二十年后，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终于迎来了巨大发展，珠海航展成了中国展现自己的实力，甚至是出售航空航天产品的世界级平台。在2018年的航展上，歼-20、歼-10B矢量验证机等国产先进战机大量出现，四十三个国家的七百多家供应商、采购商纷纷出席，这些都标志着珠海航展成功跻身于世界五大航展之列，从当初以航展为平台的大型展会，发展到现在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工业乃至军事工业的缩影。珠海航展不仅拉动了珠海的航空航天工业，而且给共和国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高端平台和窗口。追根溯源，梁广大功不可没。
从仕途之路来说，梁广大走得不算远，但他的命运和珠海的兴衰荣辱紧紧捆在一起，这也算是从政者的另一种成就吧。
那个年代里的广东，出现了一大批这样敢作敢为、披荆斩棘的人，上至省委书记任仲夷，中至蛇口先驱袁庚，下至两个广东“土包子”黎子流、梁广大，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给这批官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
正是这一批具有改革精神的干部，把邓小平在南海边画的一个圈，种成了整个中国希望的田野，成为中国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有人曾经问梁广大：“经济特区对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他的答案是：“试验。”也有人曾经问袁庚：“蛇口对于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袁庚的答案是：“试管。”两者异曲同工，小至蛇口、中至经济特区、大至整个广东省，它们对于中国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是“试管实验”。
正是这一系列“试管实验”的成功，给了邓小平最大的底气，这才使得他在第二次南巡的时候能够力挽狂澜。以往邓小平在各地参观时基本上都不发表讲话，但是1992年那次到广东时，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激情飞扬，不停地问，不停地阐述他的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就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句句掷地有声。
第二次南巡时，在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邓小平甚至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这对于八十八岁的老人而言，其劳心费神可想而知。邓小平仿佛是在讲述他历经风风雨雨后所得出的那些炉火纯青的道理，也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遗言——中国之命运、中国之未来、中国之道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清楚的话，容不得他有半点懈怠。
邓小平最后这次南巡，四两拨千斤，把中国这趟几乎脱轨的列车又推回到正轨上来。此后的中国大搞经济建设，几无偏离，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我有幸成为这一历史节点少数的间接和直接的观察者之一。
今天我们回头讲大湾区前世今生的时候，真的不能忘掉这批人，要向他们致敬。如果没有他们提着脑袋做事情，而且又极具政治智慧和辩证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就夭折了，今日山呼海应的大湾区也不可能出现。他们是大湾区真正的奠基人。他们的成功，靠的不是红头文件，不是港资台资，而是对常识的尊重、对规律的顺应、对本质的把握，这是大湾区强势崛起的真正基石！
什么是常识？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什么是规律？陈云同志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什么是本质？简简单单两个字：人性。
大湾区的动力之源——人性
政治家锐意破局之后，大湾区终于步入了发展的下半场。这一阶段的主角，正是无数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普通人们，其中又以企业家最为典型。
企业家的进化史，也是大湾区的产业升级史：从20世纪80年代，部委企业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走私贩私、倒卖批文的贸易时代；到90 年代，民营企业开始起步，以华强北为代表，家电、消费电子引爆的元器件需求催生的电子时代；再到进入新千年后，中国入世，互联网产业第一波行情开始爆发，工厂经济向楼宇经济转型，手脚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如今，高科技产业全面开花，大湾区成为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世界工厂。
大湾区的每一次跨越，都踩准了全球产业发展的节奏，也洞悉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律，抓住了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更完美演绎了一众专家们都看不懂的中国产业化特色。每一次的跨越都惊险万分，但每一次都实现了华丽转身。
透过现象，归结背后的原动力，只有一个——就是人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