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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第72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我接触了林林总总上千个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其中不乏巨富，但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甚至不少巨富本来就是草根出身。他们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做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他们是遍地燎原的野火，映红了古老中国的天空。他们成为众矢之的，也走上财富之巅，他们富可敌国，却又如履薄冰，仿佛一叶浮萍，命运浮沉。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无暇思考大湾区这样宏大的命题，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他们身上，我总结出了人性的三大特点：贪婪、侥幸、虚荣。这三大特点是所有人的共性，你我都不例外，但细分起来又有积极的、消极的两面。
有人把消极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或是无止境地贪婪，以赚钱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或是沉迷于资本的魔力，一次次空手套白狼，成为胆大包天的“赌徒”；或是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不断搞出些大新闻，吸引大众眼球，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
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人性的贪婪，把它变成雄心，那么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一个人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一个人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那么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
华为与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创办华为之前的任正非，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者。被公司除名下岗、清退走人，一脚踹到了体制外，彼时的任正非，妻离子散、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六个从家乡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他创办了华为。
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华为，并不是第一天就想着引起美国总统的关注。在华为起步的时候，任正非甚至连做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倒腾减肥药、卖墓碑，这些跟如今的华为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意，却是当初的救命稻草。可能是因为“倒爷”的天赋有限，任正非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偶然一次，他通过辽宁省农村电话处的一位处长牵线，开始代理香港的小型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农村通信市场试水赚到第一桶金后，他才决定走技工贸之路，扎根通信市场，最终使华为成为一家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
华为成功的秘诀，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对人性的激发和控制，构成了一部华为的发展史。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华为如果要感激时代、感谢大湾区，那么，不是感激它们的扶持，而是感谢它们的成全，感谢它们提供的机遇，感谢它们对人性的尊重。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任正非这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都将会有迥异于今天的人生际遇。
除了企业家外，人性还广泛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大湾区崛起不是少数商业明星的光辉赞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
如今的珠三角已经是世界级的大湾区，但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无一例外都是俗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普通人们。
改革开放之初，除了深圳、蛇口这种由国家主导的贸易区以外，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我在做记者期间曾经深度调研其发展全过程，并最终写成了一部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绝非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人与土地被强行绑定在一起。
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获得的是未来。
更何况，伴随着粤语文化的“北伐”，劲歌金曲风行全国，远在内陆的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东南西北中，发财下广东”，就是这一点微小期待，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充满未知的珠三角。
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愿望类似，香港商人们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20世纪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快速崛起，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它们——特别是香港——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问题：劳动力、土地资源有限，生产要素成本急剧攀升。香港一千平方公里的一片弹丸之地，光靠制造业的转移，人均一万美元的GDP收入都难以实现。香港想要继续发展，腾笼换鸟成了必然选择。
就在这次产业转移的契机下，中国打开了门户，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天时。但彼时的西方资本一是看不上中国，二是也不敢来。在他们看来，这里没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只有一片朝令夕改的经济特区，前途莫测；没有熟练的劳动力，更没有完善的产业集群，根本不具备投资的可能性。
但是，欧美大资本不进来，总会有人进来，胆子最大的一批人就是港商。他们钱不多，但是有信息、有订单、有渠道，而且跟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就是几年前就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这批人就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在本乡本土办厂，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作“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
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就可以开始生产，最后利润两边对账。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
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了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珠三角本地的农民，想法同样很简单。从1980年开始到1988年的短短八年时间，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一个小小的东莞，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变成了能够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本地的农民无须费神费力，只要在农地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
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乡村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派出所干部、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悉数出任官职，人数也不够用。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名利兼收，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