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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第72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我接触了林林总总上千个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其中不乏巨富,但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甚至不少巨富本来就是草根出身。他们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做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他们是遍地燎原的野火,映红了古老中国的天空。他们成为众矢之的,也走上财富之巅,他们富可敌国,却又如履薄冰,仿佛一叶浮萍,命运浮沉。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无暇思考大湾区这样宏大的命题,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他们身上,我总结出了人性的三大特点:贪婪、侥幸、虚荣。这三大特点是所有人的共性,你我都不例外,但细分起来又有积极的、消极的两面。
有人把消极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或是无止境地贪婪,以赚钱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或是沉迷于资本的魔力,一次次空手套白狼,成为胆大包天的“赌徒”;或是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不断搞出些大新闻,吸引大众眼球,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
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人性的贪婪,把它变成雄心,那么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一个人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一个人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那么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
华为与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创办华为之前的任正非,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者。被公司除名下岗、清退走人,一脚踹到了体制外,彼时的任正非,妻离子散、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六个从家乡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他创办了华为。
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华为,并不是第一天就想着引起美国总统的关注。在华为起步的时候,任正非甚至连做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倒腾减肥药、卖墓碑,这些跟如今的华为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意,却是当初的救命稻草。可能是因为“倒爷”的天赋有限,任正非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偶然一次,他通过辽宁省农村电话处的一位处长牵线,开始代理香港的小型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农村通信市场试水赚到第一桶金后,他才决定走技工贸之路,扎根通信市场,最终使华为成为一家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
华为成功的秘诀,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对人性的激发和控制,构成了一部华为的发展史。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华为如果要感激时代、感谢大湾区,那么,不是感激它们的扶持,而是感谢它们的成全,感谢它们提供的机遇,感谢它们对人性的尊重。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任正非这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都将会有迥异于今天的人生际遇。
除了企业家外,人性还广泛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大湾区崛起不是少数商业明星的光辉赞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
如今的珠三角已经是世界级的大湾区,但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无一例外都是俗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普通人们。
改革开放之初,除了深圳、蛇口这种由国家主导的贸易区以外,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我在做记者期间曾经深度调研其发展全过程,并最终写成了一部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绝非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人与土地被强行绑定在一起。
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获得的是未来。
更何况,伴随着粤语文化的“北伐”,劲歌金曲风行全国,远在内陆的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东南西北中,发财下广东”,就是这一点微小期待,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充满未知的珠三角。
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愿望类似,香港商人们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20世纪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快速崛起,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它们——特别是香港——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问题:劳动力、土地资源有限,生产要素成本急剧攀升。香港一千平方公里的一片弹丸之地,光靠制造业的转移,人均一万美元的GDP收入都难以实现。香港想要继续发展,腾笼换鸟成了必然选择。
就在这次产业转移的契机下,中国打开了门户,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天时。但彼时的西方资本一是看不上中国,二是也不敢来。在他们看来,这里没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只有一片朝令夕改的经济特区,前途莫测;没有熟练的劳动力,更没有完善的产业集群,根本不具备投资的可能性。
但是,欧美大资本不进来,总会有人进来,胆子最大的一批人就是港商。他们钱不多,但是有信息、有订单、有渠道,而且跟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就是几年前就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这批人就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在本乡本土办厂,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作“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
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就可以开始生产,最后利润两边对账。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
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了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珠三角本地的农民,想法同样很简单。从1980年开始到1988年的短短八年时间,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一个小小的东莞,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变成了能够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本地的农民无须费神费力,只要在农地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
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乡村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派出所干部、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悉数出任官职,人数也不够用。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名利兼收,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