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科举:特权道路上的禁忌与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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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学校
一
专制独裁的君主,用以维持和巩固统治权的法宝,是军队、法庭、监狱、特务和官僚机构,用武力镇压,用公文办事。
明太祖朱元璋原来是红军大帅郭子兴的亲兵,一步步升官,做到韩宋的丞相国公,龙凤十年(1364,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做吴王,四年后爬上宝座做明朝的开国皇帝。本来是靠武力起的家,化家为国后,有的是队伍,红军嫡系的,敌军收买过来的,投降的杂牌军,官民犯罪充军的,不够,再按户口抽壮丁,总数约莫有两百万,编制作卫(师)所(团),分驻全国各地,执行武装弹压警戒的任务。
明太祖明白,武力可用以夺取政权,却不能用以治国,而且,军官大多数不识字,也看不了公文。即使有识字的,也不能做高级执政官,武人当政,历史上的例子说明不是好办法。结论是要治国必须建立一个得心应手,御用的官僚机构,而官僚必得用文人。于是,问题来了。从朝廷到地方,从省府部院寺监到州县,各级官僚得十几万人,白手起家的明太祖,从哪儿去找这么些忠心的而又能干的文人?
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元朝的旧官僚。除了在长期战争中被消灭的一部分以外,剩下的会办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来投效了;不肯来的,用威吓手段,说是“智谋之士”“坚守不起,恐有后悔”,也不敢不来(《明史》卷二八五《张以宁传》附《秦裕伯传》)。其余有的人是贪官污吏,有的人老朽昏庸,有的人怀念元朝的恩宠,北逃沙漠(《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附《蔡子英传》),有的人厌恶、恐惧新朝,遁迹江湖,埋名市井(同上书卷二八五《杨维桢传》《丁鹤年传》)。尽管新朝用尽了心机,软话硬拉,要凑齐这个大班子,人数还差得太远。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国的。从元世祖以后,甚至执政大臣也用吏来充当,造成风气,中原一带,稍稍识字能办公文的,投身台阁做吏,显亲扬名。南方的士人既不能从科举出身,又不甘心做吏,境况日渐没落,不免对北方的吏产生妒忌嫌恨的感情(余阙《青阳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明太祖是南方人,当然不免怀有南方人共同的看法。他又深知法令愈繁冗,条格愈详备,一般人不会办,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作弊,舞文弄法,闹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这是对皇家统治有严重损害的(《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卷一二六)。而且,办公文的诀窍,程序格式条例,成为专业,不是父子,就是师徒世传,结成行帮,自成团体。行帮是可怕的,把治权交给行帮,起腐蚀作用,更可怕。以此,吏不但不能用,而且得用种种方法来防范、压制。在明代,吏不许做官,国子监生有罪罚充吏役,便是这个道理。
第三只好任用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读书人当然想做官,可是有的人也有顾忌,顾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云扰,荆蛮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同升。”(贝琼《清江诗集》卷八《述怀·二十二韵寄钱思复》)和奴仆同升也许还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权还不太巩固,对内未统一,北边蒙古还保有强大力量。有的人顾忌的是这个政权是淮帮,大官位都被淮人占完了:“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同上书卷五《秋思》)有的人顾忌的是做了官一有不是,有杀头的,有戴斩罪办事的,有镣足办事的,有罚做苦工的,有抄家的,甚至有抽筋剥皮的刑罚。朝官上朝,战战兢兢,下朝回家,这天侥幸平安,便阖家欢祝(详见笔者《朱元璋传》)。做官固然可以发财,可是,要拼着命,甚至带上阖家阖族的命,有一些人是要多多考虑的。明太祖要读书人出来做官,还是有人借故逃避,没办法,甚至立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不肯做官就要杀头的条文,也可以看出明初官僚人才的缺乏和需要的迫切了。
第四是任用地主做官,称为荐举。有富户、耆民、孝弟力田、税户人才(纳粮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有一出来便做尚书府尹、副都御史、布政使、参政、参议等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过三千七百多人(《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可是,还不够用,而且,这些地主官僚的作风也不完全适合新朝的要求。
旧的人才不够用,只好想法培养新的了。明太祖用自己的训练方法,培养出大量的新官僚。这个官僚养成所叫作国子监。
《明史·选举志》说:“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