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作与解雇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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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运动”造就了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这种强资本、弱劳动的不对称格局，必然导致当时极高的失业率。
这种情况类似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原始资本积累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处在城市化进程没有完成的时期，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很难保证长期稳定的就业。
从理论上讲，在“劳动无限供给型失业”之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经常处在失业与就业之间，就业的时间不足，经常在非正规部分打临时工，就业缺乏起码的稳定性；就业的工资报酬极低，经常处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下。所有这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半就业、半失业群体，称之为“就业不足”或“不充分就业”。
而在几个世纪前的欧洲，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手工工场主能接纳的劳动力有限。为了节省成本，他们显然愿意雇用最少的劳动力，令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给付极低的工资，而不愿意增加用工人数。
“圈地运动”造就了大量没有土地的失业或“半失业”人群。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流动。然而，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城市化缓慢的年代，他们往往是被禁止流动的。当时英国对“流浪者”的禁令，显然是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于是，这种劳动力与城市博弈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城市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劳动者。
所以，城市的发展与圈地运动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城市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要求改善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于是加速进行圈地。而圈地的加速，又把越来越多的人口推向城市。
托马斯·莫尔（Ｔhomas More，1478~1535）在《乌托邦》一书中的那句名言早已众所周知：“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其实，一味对圈地运动持有偏颇、仇视的态度，却是有违历史事实的。英国的历史学家往往以工业革命为界线，将圈地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6世纪的“羊吃人”阶段和18 世纪圈地合法化之后的“议会圈地”阶段。这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是：
——前者主要是由耕地转为牧场，后者主要是从牧场转为耕地以及开发荒地、林地等；
——前者并未带来技术上的进步，仍然是一种粗放经营，后者促使农业管理、技术水平出现了一次飞跃；
——前者因为使农村人口减少而声名狼藉，后者却与农村中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快速增长同步。
18世纪以后的晚期圈地运动，即“议会圈地”，才是更典型的圈地运动，对社会发展更具深远的影响，它规模大、范围广，促进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产生。圈地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在农村引进新作物，改良畜种，改进耕作制度，改善排水系统，改变租佃制度，尤其是随着1701年条播机的发明，开始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诸如筑篱、修路、人工种植牧草等，从而造就了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业，为更多农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与此伴生的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18世纪中后期，英国从事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商业和家庭服务业等众多行业的人口逐年提高。
纵观圈地运动直至工业革命的整个阶段，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农民为了活命被迫来到手工工场出卖血汗。其实，城市本身对农民是有吸引力的，它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更为体面的身份。城市工资水平比农村要高，于是大量农村人口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都向城市迁移。其次，城市救济水平比农村高，很多农村的贫困者流向城市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济。而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娱乐设施等等，对生活单调的农民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在16~17世纪，迁移进入城市的人群，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他们迁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前途和更多的生活资料，迁移的距离较短。而英国劳动力流动最稳定、规模最大的时期是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一大批人口涌向城市，并永远不再回归乡村。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英国的城市也迅速发展起来。1760年，英国5~10万人的城市只有一个， 1851年，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7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尤为迅速，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
在圈地运动早期，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被禁止流动。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圈地动动中，政府和王室修改了过去限制人口流动的法律制度。其中，1846年《贫民迁移法（修正案）》的颁布，使一些贫民不再被遣返原籍；1865年议会通过的《联盟负担法》，扩大了救济贫民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