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作与解雇同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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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和贫民居住地范围,不再限制定居地。
这也是城市真正敞开怀抱,吸纳愿意在它的领土上寻求机会的人们。英国经过了恐惧、限制农村剩余人口流动的阶段,终于意识到,城市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城市,为它服务。
相比之下,中国在上世纪末,也经历了一次对农民工从拒绝、排斥到接纳、引导、帮助的过程。从起先的视农民工为“盲流”,因恐惧他们为大城市带来的压力而主张“就地安置”、“离土不离乡”,到认清只有大都市才是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这些,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们主动适应、主动探索的表现。
而在当时的英国,涌向城市寻找工作的不仅是贫民,还出现了所谓的“中间阶层”。
早在17~18世纪,英国就已经较早地发展成为一种以“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既包括大商人、大企业主、银行家、政府官员、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也包括店主、小贩等手工业主。他们无论在人数上还是收入上都占绝对优势,并且大多数居住在大城市或内地城镇。
当时的英国由于贵族爵位和地产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势必要离开家族另谋仕途或经商,成为中间阶层。在中间阶层的上层,个别人也可以凭借资本实力购买土地和爵位,跻身于贵族行列。
这种特有的“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工资劳动者”社会结构便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与社会开放性相联系,这种结构的社会流动性也较大,由于工资差别、圈地运动、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造成了社会的区域流动,大量农业区的农民不断流向城市、集镇和工业区,这种职业流动是现代城市化环境得以形成的内在要素。由此可见,英国的这种独有的三层式社会结构以及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正是工业革命产生及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因素。
不过,那个时代的工人的生活境遇是极差的,失业更是不能避免的事情,正如恩格斯所说,“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工业革命时期,一边是刚刚脱离土地的劳动力“不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是已经就业的工人工资十分低,且工作环境差,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其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工场主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往往以更微薄的工资雇佣童工。在1835年英国棉纺织厂的21.9万名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占4.9万,13岁至18岁的少年占6.6万,成年妇女占6.7万。其中那些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三四点钟就被从肮脏的床上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75%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历史学家们写道:“因为在早期不断受到大量煤烟的熏染,那些新兴城市的居民聚集区都变成了黄褐色的地方。由于中部地区缺乏足够的阳光,这些居民聚集区无论何时都是黑沉沉的。工人们居住在仓促建造的简陋住房里,许多人全家挤在一间房里,家庭生活趋于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位警官说,这个城市里有成片成片的平民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聚集着上千个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只有教名,通常是诨名,用他的话说,“就同畜生没有什么两样”。
在许多新建工厂里,劳动机械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工厂主宁肯使用年仅6岁的童工或女工。他们的工资比较低,他们通常善于掌握一个线轴的工作。工厂里的工时很长,工人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甚至更长。除了被解雇而闲得发慌外,工人的假日是少有的,而失业又是常见的灾难。工人一天无工可做,也就一天生活无着。
帕尔墨和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说:“对英国劳动人民来说,工业革命是一次难以忍受的经历,但是应该记住,低工资也好,妇女和童工的使用也好,失业的痛苦也好,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英国得益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发展成为具有雄厚实力的“世界工厂”,英制产品遍布全球,创造了“大英帝国日不落”的辉煌。英国的城市也得益于此而迅猛发展起来,将广大劳动力疯狂吞食,作为“世界工厂”的祭品。
城市,吸引着无数需要工资、需要谋生的人们。在工业化的早期,城市,既是劳工们新的希望所在,又是一场新的灾难。那是一个有工作也会被解雇的地方,那是一个有钱挣又要忍受劳苦的地方。
在城市的种种“祸害”当中,机器是一个特殊的角色,至少,在当时也被急需工作的劳工们看作是一个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