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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早期复苏的余热逐渐散去时，新政最离谱的政策出台了。罗斯福试图尝试康奈尔大学乔治·F.沃伦教授的“商品美元”理论，这使得美元贬值低至原来金额的60%。决策层希望这一招能够提升总体价格和特殊商品的价格，改善美国的对外贸易。在早餐桌上，总统与沃伦、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小亨利·摩根索和RFC的杰西·琼斯商议后，武断地制订了黄金购买价格，这使得黄金迅速流进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金库，总额高达140亿美元。始于1933年10月25日的黄金购买计划，直到1934年1月，也没有带来价格更大幅度的提升，每天颁布的不同价格，只是严重扰乱了人们的信心，破坏了市场的稳定。
1934年6月9日，白银集团与总统协商一致，迫使国会通过了《白银购买法案》。这个法案本质上说就是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后果是，提高了本国白银的价格，购买了远高市价的10亿美元的外国白银。但这种对价格的操纵，并没有出现计划者所希望的适度通胀，也没有出现华尔街预言的失控的通胀。这充分显示了新政的大杂烩式的政策：不切实际，贸然行动，精明的政治，诚实，忠诚，与实用的人道主义交织在一起。总统想面面俱到，但那必然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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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实施初期，最基本的行动都是种种假设下开展的：货币、信贷、价格、利润的利息会在大萧条的作用下崩溃，如果听之任之，那么这种发展是缓慢而带有破坏性的。政府必须来鼓励货币流动，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开辟复兴之路。任何一个人都是身兼二职，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有人断言4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会给全体人民带来福祉：政府提供资金创造工作岗位，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提高市场价格增加农业收入；控制货币；结合政府支持和信贷管制，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立法部门和行政权力机构联手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国会默认了总统所寻求的巨大权力，但很快发现，自己正在签巨额支票，而分配和花销这些钱的权力，也正是自己拱手让给总统的。
新政吹响了节约的号角，罗斯福在就职第一周便发出警告：“漫长的3年来，联邦政府正走在通往破产的路上。”紧接着，国会通过《经济法案》，将联邦政府部门的工资和退伍老兵的津贴每年削减4亿美元以上。对此，退伍军人协会游说团和所有传统政治势力都强烈反对，但罗斯福几乎立即下达了总统令，削减的开支日后会一点一点地恢复。他要求将数十亿美元用于救济、投资给商业企业，以及联邦机构的开支等等。1934年3月28日，国会在选举的刺激下，松开了经济的缰绳，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实现了复辟。此后，所有保持预算平衡的主张都被弃之门外。
1933年3月充满了太多的大事，改革和复兴之路举步维艰。啤酒销量3.2％的回升几乎是一次让人失望的转折，但值得欣慰的一点，它至少是另一次的背离传统的征兆。10年前，禁酒还是全国的热点话题。1930年1月和1931年1月的两次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禁酒，失业则远在其后。胡佛支持全国禁酒，他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动机是崇高的，意义是深远的”，但这并没有阻挡违反禁令的汹涌浪潮。政府执行禁令的力度也大不如前，胡佛任命的威克沙姆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充分显示了，人们不再支持禁酒，因为农民需要卖掉他们的粮食和糖。政府指望从中得到酒税的意图，和禁酒而滋生的黑社会，是废除禁酒令的其他两个原因。
1932年共和党的政纲并没有涉及此问题，但民主党人和罗斯福则态度坚决地表示要废除禁酒令。很快，1933年2月，任期即将届满的国会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废除禁酒令，最后把决定权交给各州。各州议会通过了这项法案批准，曾支持禁酒的印第安那州、爱荷华州和阿拉巴马州也加入其中。1933年12月5日，犹他州成为这个法案的第36个支持者，禁酒“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在至关重要的1933年，银行危机刚有好转，救济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500万以上的失业者，各州、市、县急需救助名单上的庞大数字，都强烈呼唤政府的关注。在3月21日的国会咨文中，总统提出三种救助立法：一是授权各州为贫困者直接提供食物和衣服；二是政府招聘工人进入事业单位，在不妨碍私企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三是制订长远的公共工程计划。后两项措施其实就是“公共资源保护组织”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雏形，而第一项后来则衍生为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这一机构是在哈里·L.霍普金斯（罗斯福当州长期间担任纽约州的救济委员会主席）的建议下，于1933年5月12日由国会设立的，以5亿美元的资金起步，目的是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州、市的福利渠道，直接救济贫困者，最终花掉了近30亿美元。
联邦政府希望地方机构可以分担一些救济压力，但没有规定配套金额。从最终的账目看，救济款的比例是，华盛顿70%，各州13%，市县16%。马萨诸塞那种相对较富的州，贡献远大于南卡罗来纳那样的穷州。在南方，反对者抗议用现金去救济黑人和穷鬼。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看作是“肥肉”，希望尽可能少予多取。联邦政府和各州的行政官不得不经常威胁那些吝啬的市县，如果地方政府不解囊相助的话，就切断救济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渐渐远离了最快速、最廉价、最普遍的直接救济，走向“创造就业岗位”，最后还制订了按最低工资标准就业的系统就业计划，充分利用了闲置的人力资源。一个人一旦可以掌控近在眼前的危机，他便会四处寻找重振士气和信心的工作机会，这不仅会带给他自尊，也会让他的技能更加纯熟。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一方面，工人担心救济工作的低工资会影响私企的工资；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认为公共工程计划会从货币市场挖走资金，可能会破坏现有价格体系，让国家陷入庞大债务中，这会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复苏。
1933~1934年冬天，国家紧急救济署的救济名单达到了大萧条期间的巅峰。1934年2月，救济名单已达将近800万个家庭，相当于2，800万人。1933年夏，联邦紧急救济署酝酿着工作救济的方案，这种工作可能琐碎也可能微不足道。8月1日该决议通过，无技能的工人最低时薪是30美分。南方州和少数几个孤立的行业之外，这个时薪并没有严重影响国家复兴署力图稳定的私企工资，也没有对美国就业局迫切的人力需求造成冲击。在国家紧急救济署的后期，工作救济走得越来越远。到了1935年，在其存在的最后的几个月里，将近一半的受益人已经有了工作，同年1月的高峰期，就业总人数达到了250万。
1937年5月，在新政实施4年后，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5的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计划来实施救济。随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民意调查显示，工作救济打败其他救济方式成为人们的首选。有个流传颇广的故事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领到救济支票后，主动打扫镇上的街道，他说：“我要做点事情，我不能白拿这些救济。”
这一切要归因于“民用工程署”（CWA）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快速发展。这个部门直接通过区域分支机构运作，少了地方的繁文缛节，于1933年10月正式启动，目的是应对寒流的袭击，和大多数乐观主义面临新政伊始的失落。CWA很快让400万人拥有了工作，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小时，职员和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小时。较高的工资和相对好的工作环境，使CWA迅速成为私企低薪工作岗位的有利竞争者。修桥修路，修校舍，修公园，修运动场，维修游泳池，控制虫害等等，共花掉了约9亿美元。紧急情况下，做些毫无意义或意义很小的事情必不可免，但没有哪家机构比CWA受到的抨击更厉害，“做毫无意义的事”（boondoggling），这是民众形容CWA的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