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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虽然CWA的某些计划的价值值得商榷，但总体而言却显示了工作救济的精神价值。密歇根州的一个县的一位CWA说：“即便是一个短暂的机会，赚到一点点工资，但它带给人的快乐却是无穷的。”她注意到，很多人在离开她的办公室时“喜极而泣”，有的人拿了工资就直奔理发店，享受几个月来的头一次专业理发服务。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他们都神采飞扬，踌躇满志。理发师本人、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人也同样恢复了信心。但并非每一个获得救济工作的人都兴高采烈，对那些曾经从事专业或技术，如今沦为苦力的人来说，内心的酸楚中隐藏着愤怒。一个41岁、有7个孩子的机械工程师，在CWA辛苦熬了几个礼拜后，无奈又带着讥讽地写下：“挖沟是一项高贵的职业。”1934年春天，CWA走到了尽头，FERA所接管了它的剩余项目。
大体上说，在FERA下，州、市、县的救济得以改善和提高，只养活了极少数的寄生虫。数百万已达成年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本该颐养天年的父母也无力养活自己。刚刚变穷的人还有某种羞耻感，FERA试图保护他们的自尊，但随着形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救济，并抱有这样的信念——山姆大叔有义务负责他们的生活。长期无所事事的状态使失业者的能力逐渐丧失。出于同情，地方政府常常把很快会被清理出市县救济名单的寄生虫留在联邦政府救济名单上。
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在周期性波动的范围之内，新政的措施并没有减少，但救济的人数却与日俱增。于是，政府决定取消FERA，放权给地方政府去救济，联邦政府的经费则投入到更有长远价值的项目上。1935年12月，FERA解散。它的后继者——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则是新政后期的事了，而非百日国会所启动的立法，及其一连串直接后果的衍生物。
（6）
相对于FERA及其短命的分支机构CWA的缺憾，公共工程署（PWA）则有着惊人的记录。1933年6月16日，33亿美元的拨款组建了PWA。按计划，PWA将通过扶持需要大量原材料的公共工程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头脑清晰、做事谨慎的哈罗德·艾克斯被罗斯福委以重任，成为内政部长，他自嘲是“吝啬鬼”，厌恶那些拿着联邦资金的名义让那些成年人进行无济于事的行动。PWA坚持在经费下拨或贷出前对项目进行详细的审查，它的工作是以与私企签订的合同开展的。PWA还承担了一些事关国家利益的项目，到了1938年，这些事情成为它唯一关注的重点。
新政参与者把PWA想象为“注水泵”（pump-priming）机构，在凯恩斯的补偿支出理论指导下，目的在于更好地刺激个人就业。山姆大叔能否通过注入资金而使工业得到迅猛发展，或是投资了却收效甚微，人们对此争论不休。虽然那些害怕计划经济的人不信任PWA，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刺激了私企。虽然PWA的初衷并不是救助失业者，但PWA却保证了1934年全年每周30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下，有50万人在上班。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它开展了34，000多项计划，共花费40亿美元之多。
它们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公认，巨石水坝在PWA的拨款帮助下，昼夜不停地工作，提前两年半竣工。在PWA的资助下，各种水利和开垦项目纷纷启动。其中，最著名的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纽约市的烂尾工程——三区大桥也在PWA的资助下重新动工，跨越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厂、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泥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大片森林。1936年，大桥竣工后，联邦政府仅销售债券一项就获利150万美元，而在1933年，无论债券什么价格，银行家都是不屑一顾的。另外一些公共事业，例如下水道系统，船舶掉头区，自来水厂，民用礼堂，中小学和大学建筑，贫民窟的清理和模范小区建设，农贸市场公路和校车公路也受到了PWA的眷顾。PWA还为医院提供了121，760个床位，这一项目花费了3亿多美元。
1933~1935年间，PWA筹资兴建了50多座军用机场，为部队铺设了长约74，000英里的战略公路，为军火设备和兵工厂的改造拨款1，000万美元，甚至投入了2.37亿美元建造军舰，这些都对未来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1935年，在奈委员会（该委员会以领导人“奈”命名）的鼓动下，国会禁止将把公共工程和救济的资金用于“军需品、军舰，及陆军或海军的装备”上，这方面的大多数活动因此而中止。PWA似乎一直这样，在不耐烦和质疑声中缓缓地行动着，但回头看它的足迹，便会发现，它的成就让人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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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最后几个月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席卷美国。1933年上半年，在持续了3年的大萧条后，在公众舆论的微妙转变终于突出重围后，这种冲击更是来势汹汹。群体价值经历着新一轮的洗牌：大企业的领头羊地位、物质财富的魅力、金本位思想的神圣、禁酒的崇高以及自力更生，这些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人对这些价值嗤之以鼻。
虽然新的精神领袖还未出现，但领导层的承诺已让数百万人激动万分，只有少数人惊慌失措。1933年，爱德华·贝莱米的乌托邦经典《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再版。同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后推出第一本——《向前看》（Looking Forward），这并非巧合。他在书中告诉国民，“我们已经上路”，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焦虑、不确定后，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受欢迎的了。在新政的蜜月期阶段，总统和人民亲密无间，虽说都有些许不理性，但是感情本来不能以常理来看待。
时局疾呼进一步的决策，但有些决策明显是徒劳无功的，内部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包括短期的稀缺经济和持久的富足经济之间，高工资和低农产品价格之间，以及反托拉斯的延缓与对小商贩的新关注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罗斯福那种使他牢牢把握目标的天才般的即兴表演，新政的优点与不足，成功与失败都会渐渐清晰。当争论依旧甚嚣尘上，我们所能作的最公正评论，莫过于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罗斯福第一个任期即将届满时所作的评价：“也许，罗斯福先生对自己的问题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是，他却是现代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正确问题的总统。”
（1）
杰斐逊曾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信念也为他的同胞们所拥护。虽然他们曾向华盛顿政府寻求类似国防、邮政、专利法的服务，甚至是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保护。但是，一直以来，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似乎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当然，当工作太繁重又无利可图，个人完成不了的时候，或是开发收费公路或收费运河，设置保护性关税、废除奴隶制度、抵制托拉斯，或者禁止卖酒等必要事情时，美国人就会积极寻求政府的帮助。政府充当了一个良友、一个对抗不安全感的得力帮手、必须为雇主效劳的角色。新政以前，这种角色对普通公民来说是陌生的，那时他们甚至与政府为敌，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征税越来越粗暴。新政快结束时，对不同阶层的人来说，“政府”这个词都意味着华盛顿行政部门的代名词，有着在1929年时不曾有的深情厚谊。
在新政的策略下，国会和白宫取代了曼哈顿和华尔街，成为国家的中枢。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这是前所未有的状况：征税，贷款，支出，建筑，设置农业配额和工业的就业条件，控制州际贸易公路。此外，华盛顿还以合伙人或者竞争对手的方式，将触角伸向了民营产业。为适应新政府理念，华盛顿政府创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时甚至妨碍效率的行政机构体系。为了容纳这些机构，石灰岩和大理石构建的庞大建筑群蔓延了国家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劳工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的老机构也搬进了气派的新建筑群，内政部和农业部因为容纳不下而另寻他处，搬进临近的规模巨大的建筑群。联邦政府的雇员大幅增长，仅文职人员就从1931年的58.8万人增到了1941年的137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