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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夏，国家复兴署（NRA）的建立，拉近了政府与寻常百姓间的距离，人们开始了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NRA是罗斯福为复兴经济所开出的一剂良药，旨在刺激购买和销售，让失业人员重新在私企里找到工作，促进消费，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禁止雇佣童工，加强雇佣双方集体议价，减少恶性竞争导致的浪费，制订最低价格。罗斯福在签署这项法案时大胆预言：“它将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法律而载入史册！”可以说，NRA承载了所有公民的各种诉求和渴望。
NRA是按政府监管下的工业自治的思路设立的，是有先例可循的。胡佛总统曾经鼓励同业行会制订行业规范和限价协定，如今同业行会又被拉回老路，只不过这次是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行动。美国商会代表参与制定了1933年6月的法案，企业界同意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以换取政府对价格的调控。劳工、雇主和消费者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认真听取了行业领袖所提出的法规建议。然后行政官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广开言路，综合各种意见，权衡利弊，最后将制定的法规提交总统作最后批示。
NRA法规的背后，隐藏着管理层和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府之间的另一项交易。有的措施允许企业不受反托拉斯法的控制。作为交易，法案第7A条款规定了企业必须给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
NRA以大张旗鼓的阵势展开了行动。拥有两名雇员以上的所有雇主都必须到蓝鹰①下注册，蓝鹰的口号是：“我们尽己所能。”在NRA登记的公司超过225万家，雇员超过1，600万人，最后囊括的总人数高达2，200万人。全面的协议作为一项临时政策，保证白领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工资在12美元到15美元之间，蓝领工人每周工作35小时，在季节交替时可能会增加到40小时，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
同时，大约800个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团体的代表，包括钢铁巨头，蜂蜡漂白工，压碎机制造商，还有私塾学校的校长，他们齐聚华盛顿，商议制订各自行业的法规。哪个行业的人们都不想被忽略，也不管自己的行业是否需要法律规范。焦头烂额的联邦政府官员和行业领袖一股脑商议制订了近800部法规，他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没有考虑对国家有什么样的意义。仓促起草，在没有足够时间审核评估的情况下，这些法规就蜂拥出台了。
NRA减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厂，在工作条件和工商执法上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建立一种固定统一的工资标准也变得容易起来，同时它可以通过减少工作时间让至少200万的失业者实现重新就业。在NRA所有的直接影响当中，最重要的也许应该是对信心的恢复。数百万国民第一次觉得，全体国民正同舟共济，共同致力于一件大事情——战胜大萧条。休·约翰逊是NRA的第一任署长，同时也是怪僻的军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他曾放言，要深藏内心的恐惧和疑虑，以铁腕柔情去管理这家机构。一开始，确实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像大多数兴奋剂一样，很快失效。错综复杂的行政管理，联邦权利部门间?作链的中断，以及商人对“不公平竞争”的强烈抗议，使得局势乱上加乱。在1934年1月，尽管约翰逊署长苦口婆心地劝告一些商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把价格降下来，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往复兴的唯一的一条坦途。”但却无人理会，物价持续上涨，远远超过了工资的上涨速度。
工资较低的地区和行业，譬如南方的厂矿城镇，雇主往往是增加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来达到同样的产量，而无需增加工资。由于NRA仅仅是根据工作时间而非产量制订工资标准，这让那些小规模的、机械化程度更低的工业企业深受其害。结果是，NRA要么将生产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么就是鼓励抛弃手工工序，更新陈旧设备，这加速了技术性失业周期的速度。
人们以变幻多端的方式抵抗着那些带来“蓝鹰”标志的法规，几个月后，人们更是肆无忌惮。约翰逊对他口中的“骗子”大发雷霆，嚷嚷着要“制裁”，但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缺乏热情的管理，加之经费不足，使得它像全国的禁酒令一样苟延残喘。一些争强好胜的州甚至通过了“小NRA”法律，这一来，更使混乱变本加厉。当泽西城一个小裁缝将套装的价格压到低于州的法定价格而遭到监禁，NRA的反对者纷纷以此为引子，谴责与NRA并无直接关联的联邦政府。最引人注意的蓝鹰抗议者，当属憨厚、朴实的老亨利·福特，虽然他的销售业绩并没有因此而滑落多少。在不断高涨的反对NRA的声浪中，在保守派的圈子里，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敬仰和崇拜。
应得与不应得的诅咒潮水般涌向NRA，法规越来越难以修订和执行下去。当国会激烈商议是否延长最初规定的两年任期时，1935年5月27日，最高法院决定废除这项法案，用总统刻薄的话说，将国家派给“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协会”管理的时候到了，新政的参与者们终于喘了一口气。政府建议将地方家禽市场归为州际贸易，布鲁克林的一家家禽批发公司因为藐视活禽法规，销售了不合规定的小鸡而遭到起诉。法院裁决，在间接涉及州际贸易公司法规的这件事情上，国会对总统的授权，超过了它的管制权限。最高法院严厉指责政府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府”，因为它过多地干预了地方事务，这项法案几乎是瞬间毁灭，400多个类似的案子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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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因套在脖子上的种种管制而难受窒息的大企业，听到这项裁决后欢呼雀跃。人们戏称，9位大法官把“蓝鹰”变成了“不合规定的小鸡”。作为一家旨在帮助愿意签订自愿协议的机构，NRA就这样在之前的阴影下，半死不活地持续了一年。
谁都不能否认，1933年的经济在NRA的促动下有了些许的恢复，改善了工作条件，提高了劳工地位。但是，就像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的那样，就繁荣复兴的漫长努力奋斗而言，NRA的附加物——生产成本和价格的增长，并没有加快这一努力的速度，反而是延缓了。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无疑有它的可圈可点之处。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智囊团吸取了教训：NRA想面面俱到，但行动太过仓促，而且实践又常常与理论相脱节。新政参与者们一致认为，大企业的运作实际上是一项公共服务，应该以谋求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加以控制。但是付诸实践时，却困难重重。虽然NRA严格管制价格和产量，但很多情况下，它也助长了垄断的势头。第二年，NRA的当权者迫于消费者和小企业的强烈要求，尝试修改法规，大企业迅速被孤立起来，成了单打独斗的一方。
这种加强透明而不求利益的商业合作，是不是在走胡佛的老路呢？新政的参与者越来越确信罗斯福的确在重蹈覆辙。罗斯福本人对最高法院的反对勃然大怒，他认为那是对他的侮辱。1934年末，杰克逊在如潮水般涌来的“猛烈攻击”后黯然离职。自由派律师唐纳德·R.里奇伯格走进NRA，成为核心人物。多年后，在回顾这段让人崩溃的日子时，他写道：
大体上，为了保护自由企业而对商业实施积极有效的管制，商人们既不清楚这种管制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则。很不幸，这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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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带有派系之争的观点则认为，“蓝鹰”是一种不伦不类、两边不讨好的东西。一方面，自由竞争没有分散绝对权力，另一面，它想当然地把效率寄托于国家整体的发展上。NRA的良好口碑要归因于1937年对歧视性贸易惯例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的抑制，以及1935～1938年年间通过的一系列于保护劳工利益的法律。但有些时候，它的官僚主义作风让很多美国人甚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