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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金图效应

书籍名:《定义邪典电影》    作者:马克·扬克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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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哈钦斯( 彼得·哈钦斯,诺森比亚大学电影学专业高级讲师。著有《汉默及其他》(Hammer and Beyond,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特伦斯·费希尔》(Terence Fisher,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和《德古拉》(Dracula,I. B.陶瑞思出版社2002年出版),并合作编写《电影研究读本》(The Film Studies Reader,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出版)。他即将完成一本恐怖电影研究专著,将由朗文出版社出版。)

探讨电影或电视节目的邪典身份时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当前语境下精确地定义“邪典”。它是单纯指带有宗教性质的粉丝集会或围绕特定文化文本的狂热,还是指文本中原本就存在的某种狂热特质,能鼓励或促进观众的狂热崇拜?又或者,邪典是这二者的结合,既存在于文本内,又存在于文本外。那么二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定位“邪典性”(cultness)的困难之处或许主要在于:多年来,获得邪典身份的电影、电视节目种类繁多,“邪典性”本身似乎已经突破了民族界限,超越了传统的类别标识以及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高雅和低俗/大众文化的区别。

这种邪典性感觉就像某种流动的盛宴,是不受传统的文化类别和等级制约的,这或许正是让粉丝,近年来也让学者无比兴奋的原因,这两个群体都希望获得“逃离”主流文化规范限制的机会。此间,不仅具有某种潜力,能产生对抗性的政治,创造抵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形式;还存在着构建新的共同体,让那些过去各自为政的社群(如粉丝与学者)展开对话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围绕邪典对象的各种含混的理解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将一系列原本毫无关联的文化客体连接起来。不过,与此同时,含混的理解也可能会破坏基于邪典概念的文化研究方法。它常常有意模糊一个事实,即“邪典”对某个特定对象所产生的反应具有地域性特点,以便能构建一个进行文化抵制和文化反抗的更广阔图景。

本文旨在探讨粉丝和批评家(尤其是英国的)对意大利恐怖片、惊悚片导演达里奥·阿金图作品的反应。在粉丝和批评家的话语中,阿金图本人是那种作品自带邪典身份的导演,而我在此要做的,就是思考这种标签对于他这个特例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我还想看看阿金图的电影以及人们对其电影的反应,与更宽泛的“邪典性”概念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如果有的话)。那么,“邪典”作为一种展现阿金图独特之处的方法以及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取向,其效果究竟如何呢?

阿金图现象

做了一些年影评人和编剧之后( 最知名的是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一起为塞尔吉奥·莱奥内(Sergio Leone)的意大利经典西部片《西部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1968)撰写的剧本。),达里奥·阿金图在1970年当上了导演。他的前三部电影《摧花手》(The Bird with the Crystal Plumage,1970)、《九尾猫》(Cat o'Nine Tails,1971)和《灰丝绒上的四只苍蝇》(Four Flies on Grey Velvet,1971),后来被铁杆粉丝称为“动物三部曲”,都是心理惊悚片。战后的意大利类型片一直被认为只会模仿,把美国片的惯用手法明目张胆地复制到意大利的语境中。最明显的例子是“通心粉西部片”( 通心粉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简单来说就是1965年至1975年间大量出品的由意大利团队制作的美国式西部片,与美国西部片相比,总体上比较粗糙,但加入了更多暴力、新奇和喜剧元素,更具颠覆性。代表作包括《西部往事》、“镖客”三部曲、《姜戈》等。——译注),不过,其他类型片也经常从美国片的成功模式中汲取灵感。在这种情况下,阿金图早期的惊悚片最初也被英美评论家视为“通心粉惊悚片”(spaghetti thriller),甚而称为“意大利希区柯克”之作(“意大利希区柯克”这一概念,现在在阿金图的粉丝写作[fan writing]中仍然存在,虽然并没有人将阿金图的电影和希区柯克的作品联系起来,无论是主题还是风格( 阿金图在2005年拍摄了一部电影《你喜欢希区柯克吗?》(Ti Piace Hitchcock?,2005),影片主人公设定为电影专业的学生,影片从叙事情节到拍摄手法基本上都是在向希区柯克致敬。在其中一个镜头里,阿金图把自己的另一部影片《网络杀人案》的海报与希区柯克的电影海报并置在一起。——译注))。一位英国批评家在评论《摧花手》时写道:

这桩神秘的谋杀……多多少少是按照好莱坞经典片的传统推进剧情的,但更胜一筹。关键场景的一再闪回,让观众有充足的机会感受真正的希区柯克手法。达里奥·阿金图对整体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尽管偶尔有些过于神经紧张。(Monthly Film Bulletin,November 1970:234)

从程度上看,这些作品是对其美国原版的低劣“复制”,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的模仿特质引发了意大利西部片电影评论的极大关注,并产生了一种倾向,即将这些电影视为既有独特的民族性特征(即意大利的),又在西部片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参见Frayling 1981)的作品。金·纽曼(Kim Newman)认为,从更大的类型片范畴和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包括“恐怖片、谋杀推理片、科幻片、超级侦探惊悚片和丛林探险片”。他指出,“许多意大利类型片确实是一文不值的复制品,顶多是加了点巴洛克式的小点缀;但是,在大多数历史阶段,最典型的作品往往是把拼贴、戏仿、解构、重新阐释以及歌剧式的浮夸老练地糅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Newman 1986:20)。

就阿金图而言,早年英美两国关于他最初的电影三部曲的一些评论很有意思,它们既指出这些作品本质上缺乏独创性,又承认其与美国“原版”之间是有差别的,还特别提到了片中奇观场景的调度。这在之前引用的《摧花手》的评论中已经很明显了——它把阿金图的导演风格形容为“有些过于神经紧张”。《摧花手》和《灰丝绒上的四只苍蝇》最初上映时,英美两国的评论还注意到了电影对固定套路(set-pieces)的日渐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叙事连贯性和叙事推动力的削弱。在英国的一篇关于阿金图首部恐怖片《阴风阵阵》(Suspiria,1970)的评论中,斯科特·米克(Scott Meek)从以下角度总结了阿金图的电影生涯:

从1970年的《摧花手》开始,达里奥·阿金图的惊悚片就与传统叙事渐行渐远了,情节也变得越来越荒谬,总是为了满足导演个人对“过度风格化”的偏好而加入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同样,这些作品的结尾也必然越来越随心所欲,将影片推向高潮的是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套路,而不是对剧情和角色的处理。(Meek 1977:215—216)( 米克进一步指出,《阴风阵阵》本身的风格是既过度又模仿,是“阿金图对《驱魔人》类型做出的独特贡献”。)

《阴风阵阵》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阿金图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获得全球票房成功的电影;还在于它给阿金图电影事业的关键时刻留下了印记,那时他的电影还能在意大利之外广泛发行。他在《灰丝绒上的四只苍蝇》和《阴风阵阵》之间拍摄的惊悚片《夜深血红》(Profondo Rosso,1975)在英国完全没有上映机会,在美国也被改了个误导人的片名《短柄斧杀手》(The Hatchet Murders),然后才零零碎碎地上映了几场(片中的几次谋杀里,只有一次用了短柄斧)。而阿金图紧随《阴风阵阵》之后拍摄的恐怖片《地狱》(Inferno,1980),不管在美国还是英国都几乎没有上映。阿金图惊悚片的回归之作《黑影》(Tenebrae,1982),在英国与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饱受争议的《虎口巡航》(Cruising,1980)一起草草进行了联映,而在美国则被改了个令人费解的片名《神经病》(Unsane),并很快结束了放映。之后,阿金图的电影越来越难以看到,特别是在英国,从1984年起,依据《录像制品法案》开始实施的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显然格外厌恶阿金图作品里那种与日俱增的极端暴力奇观。未经剪辑的《恐怖歌剧》(Terror at the Opera,1987)和《司汤达综合征》(The Stendahl Syndrome,1996),至少截至本文写作时,在英国依然不能合法看到。在这方面,1980年代和1990年代怪异多变的电影发行市场对此无能为力,《深夜血红》和《神话》(Phenomena,1985)的英语版分别遭到了长达20分钟的大幅删减,并且主要与情节而不是暴力场景有关,看起来不像是电影审查制度的原因。

最近才开始有阿金图电影的完整版和近乎完整版的DVD及录像带出现,让这些作品难以获得的情况有所改善。事实上,多亏了网络和多功能DVD播放器,现在可以直接从海外订购,避开了地方审查的限制,收集阿金图的经典影片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有趣的是,这些产品的包装和宣传大多基于一个假设:即阿金图在潜在消费者中已经享有盛名(比如说,“铂金传媒”[Platinum Media]出品的DVD上印着“达里奥·阿金图作品集”)。考虑到主流的电影批评,特别是新闻刊物上的那种,1970年代以来一直对阿金图的作品不太感兴趣,这似乎很清楚地表明阿金图的电影市场,与伴随着贯穿整个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意大利恐怖片尤其是基于粉丝数量的发展有关,也可以说是后者的一部分。同样,近来有关意大利恐怖片的出版物让一个过去被认为边缘化、有违社会规范、以非官方的粉丝活动为基础的小众市场浮出了水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FAB公司制作的一本印刷精美、配有大量插图、关于鲁格罗·迪奥达托(Ruggero Deodato)( 鲁格罗·迪奥达托,意大利著名导演、编剧、演员。代表作为《人食人实录》(Cannibal Holocaust,1979)。——译注)、卢西奥·弗尔兹(Lucio Fulci)( 卢西奥·弗尔兹,意大利著名恐怖片导演,偏好极端血腥暴力奇观,代表作有《僵尸》【Zombi】系列及《纽约开膛手》(The New York Ripper,1982)等。——译注)和阿金图的专著(参见Fenton, Grainger and Castoldi 1999;Thrower 1999;and Gallant, ed. 2000)。

批评家和粉丝对阿金图的反应

1980年代和1990年代,阿金图粉丝圈的建立往往靠的是获得(一般都是从其他粉丝手里)在其他场合难以看到的电影录像带,这些地下出版物可能是第三手或第四手拷贝了,有的还带着荷兰语或日语字幕,正是这些使人们有机会看到被电影审查部门或发行商排除在市场之外的那些稀有的未剪辑版电影。(英国一些剧目影院——尤其是伦敦的斯卡拉[Scala]——也在大银幕上放映过。)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同人志及其他粉丝刊物,都在思考怎样才算“未删节版阿金图电影”,还有市面上流通的那些版本究竟剪掉了什么内容。( 例如,参见《深红,失去的时间!》‘Deep Red. The Missing Minutes!’in In the Flesh, 6, 1990, pp.25-26, and‘The Opera Cuts’in Rats in the Cellar, 1 )在英国,这种破坏审查制度的行为,过去且如今依然与以《录像制品法案》为依据的国家强制审查的结论纠缠在一起。1990年代初,Vipco(一家主要以恐怖片粉丝为销售目标的英国录像带公司)在其宣传单页上公布了即将重新发行的一些电影录像带的片名,它们都是在《录像制品法案》实施期间没有进入发行渠道,或者以该法案的名义受到处理的作品,这让人看清了其中问题究竟何在。“在《1984》里面,‘老大哥’可不会让你看这些!”广告语上这样写道,“现在,你们说了算!”除了给一些即将发行的作品标上“曾经被禁”字样,广告页上并没有写明依据的是《录像制品法案》(从对反审查事业有利的角度讲,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的那一年,恰是极权主义盛极之时);而是假设那些看了广告的潜在顾客对此心知肚明,并且更重要的是,心生反抗。正如邪典文化中常见的那样:一个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已然形成,“我们”指的是寻求自由的人,要求有权观看被禁的部分;而“他们”是阻止或反对影片通过的人——此处即“老大哥”,在别处也指主流观众,他们自以为身后有苛刻的、墨守成规的社会价值观撑腰。或者,正如英国一个最新上线的阿金图网站上所说的,“废止电影审查制度,让成年观众自主选择!”(《阿金图:恐怖大师》Dario Argento:Master of the Macabre)

阿金图的忠实粉丝(fannish)( 与一般粉丝不同,这些影迷认为他们能从更“专业”和学术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喜欢的事物。——译注)迷上他,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显现的意大利恐怖片魅力扩大的结果。和阿金图的电影一样,很多意大利恐怖片都遭遇过英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恶劣对待,至少在英国文化语境下,获得了某种边缘身份,而这被很多人视为是进入邪典领域必要的先决条件。不过,它身上的文化边缘性并不足以确保其邪典身份;并不是所有的边缘事物都是邪典的对象。还有一点值得记住的是,阿金图作品的边缘性带有民族性特征,这也是他的作品及意大利其他恐怖片尤其在英语国家的市场上相当难寻的原因(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变)。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接下来就会想到或许在某些地方阿金图没有那么边缘——尤其是在意大利,阿金图的电影要主流得多,他的电影能吸引到较高的预算,而且自夸会创造出“优质”影片所具有的那种价值。

那么,阿金图的电影究竟为什么能被拥为邪典呢?

正如前文所言,定义“邪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邪典身份所承载的一些想法,确实在许多相关论文中反复出现。尽管这些想法不该作为“邪典性”的复合定义串联在一起,但对它们进行评估能感知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尤其是了解邪典为何常常被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视为与商业片主流截然不同的类型。人们通常认为,邪典电影都是“过度的”。它们的奇观场景凌驾于叙事功能之上,并且超过了主流标准所认可或允许的“过度”。或许它们的主题及处理主题的方式被认为是过度的,违背了好趣味的传统概念或主流所许可的范畴。邪典狂热中常常带有某种潜在的造反意识,邪典电影违反并挑战规范,不管是商业化主流电影创作的审美规范,还是更大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态规范。此外,邪典电影还有意让自己看起来边缘化——即它们把自己定位为人所不齿的电影类型,比如恐怖片;或者是从票房失利角度来理解的边缘化;或者虽然获得商业成功,却有能力维持其另类解读(通常是讽刺)的电影,也被认为是边缘化的。就电影引发的邪典反应而言,再次被视为超出了主流反应的预期,并且更投入、更专注、更痴迷。(, January-February 1990。)

这些概念大部分都适用于阿金图的电影。它们都是“过度”的,前面引用的一些新闻媒体的评论中已经提到了这点。片中有过多的运动镜头——《黑影》中有个场景最为壮观,在一个长镜头里,装在升降机上的摄影机从房子的一楼爬升到房顶,之后又转到房子背面。阿金图的电影里随处可见一系列跟拍镜头和摇镜头,还有非常规的摄影角度和怪异的碎片化剪辑。人们或许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过度的暴力场面和景观性对电影的不停打断。细致描摹、拉长的死亡场面大行其道,并且似乎一再超越了叙事所需的必要性。例如,在《夜深血红》中,一位不幸的受害者先是被自己公寓里传出的童谣吓得够呛(这是杀手行凶的前兆);接着,他遭到一个电动娃娃的攻击,又被拨火棍打中了后脑勺,碎裂的牙齿掉在了桌边,最后一柄刀刃穿过他的咽喉扎进了桌面(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妖精乐队”[the Goblin]风格鲜明而古怪的配乐,这个意大利摇滚乐队的作品大量出现在阿金图1975年之后的电影里,也成了“过度”的某种潜在源头)。

阿金图的电影也可以视为具有叛逆性的——不仅颠覆了好趣味的特定概念,还暗暗颠覆了既有的性道德。阿金图的许多批评者都指出了他的电影是如何热衷于表现模糊的性取向和不确定的性别认同(参见Hunt 1992;Knee 1996;Mendik 2000)。女性角色总是带有男性气质,而男性角色又很女性化,这样的性别含糊不仅反映在变态杀手的外表上,也渗入了身份认同的本质之中。某种程度上,可以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美国变态杀人狂影片与之相比,后者也演绎了一出性别认同的游戏——尽管有人会指出,在这方面阿金图的作品更有自我意识,更复杂,显然也更变态。( 暴力的性政治肯定是理解变态杀人狂电影和阿金图电影时的重要问题,尽管它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我想指出的是——只顺带说一句——大部分变态杀人狂片的研究方法,不管是那些专门批评厌女症的,还是那些想挖掘其中深意的,都不怎么适用于阿金图的电影。我这么说并不是想暗示阿金图绝对比别人高明(虽然他定义了一种电影类型),但他的电影的确与众不同,任何对它们的评估都必须意识到这些不同的重要性。)

话虽如此,但恐怕只有学术批评才会如此专注于阿金图电影中的这些属性。毕竟,以此种方式考察邪典的对象,通常只有学者才会这么做,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而粉丝的反应就有点不同了,并且还从某些方面证明学者对邪典对象的一般性假设是错的。关于这些粉丝反应,首先要说的是,它们与1980年代的粉丝同人志和面向粉丝的出版物上的反应,以及今天为阿金图而设的网站上的反应非常一致。其次,这些粉丝的反应表明,他们几乎都是以一种“想当然的导演主创论”观点来看待阿金图的,这对树立阿金图作品的文化地位大有作用。一本粉丝同人志回顾了1980年代后期探讨阿金图的关键声誉时所说:“为什么看过电影的人,除了粉丝之外,没有一个人看出其中的感觉,意识到他的才华呢?”(In The Flesh, 2, 1989:15)( 有趣的是,麦特兰·麦多纳(Maitland McDonagh)在《破碎的镜子,破碎的梦:达里奥·阿金图的黑色梦境》【Broken Mirrors, Broken Dreams:The Dark Dreams of Dario Argento】一书中高频率地引用了粉丝对阿金图的评价。尽管麦多纳的书是学术著作——是一篇论文扩充而成,该书出版前曾在一本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其中一章,从头到尾都是学术风格——但它是关于阿金图的学术研究中最不复杂的一本,因此很容易就获得了粉丝的认可。)

以传统的导演主创论观点看,阿金图的作品是非常有趣的,不仅是因为它们所展现的世界观,也因为导演在表现那个世界时所用的手段。这常常伴随着他电影中的奇观元素(即非叙事的)带来的感觉。当然,与前文所引的评论不同,粉丝们是发自内心地赞美这些元素的。下面的段落摘自英美两国的粉丝同人志以及其他针对粉丝的出版物和网站,从中或可感受到这些评论的语气和内容:

这个男人把希区柯克式的悬疑、精彩绝伦的谋杀套路、时髦而高级的陈设布置、不可思议的摄影机调度以及令人心悸的同期声混合在一起,变成一道恰到好处的铅黄大杂烩。(Croce and Miller 1991:18)

什么,又想对达里奥·阿金图独特的电影世界评头品足——嗯,可不是!(Necronomicon,1993:15)

《阴风阵阵》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这都是因为阿金图技高一筹地运用了色彩、跌宕起伏的交叉剪辑、混乱的潜意识和怪异的布景,而且还在倾泻而下的蛆虫场景和死亡机制中加入了歌剧元素。(splatterhouse)

他的作品有视觉连贯性、肆无忌惮的深沉的激情,还有对自己独特手法的精湛控制力。(hauntedworld/under-enter/dario.html)

这些特质似乎与某些邪典电影的坎普美学(比如《洛奇恐怖秀》),或杰弗瑞·斯康斯在研究另类电影的文章中提到的更好斗的反文化策略相去甚远(Sconce 1995;also see Hawkins 2000)。斯康斯对另类电影的定义是“与其说是个独特的电影集合,不如说是特殊的阅读口味,一种能让亚文化感受力进入各类文化碎片的相反审美”(Sconce 1995:372)。他还指出,另类电影的影迷会“寻找尚未被发现的天赋和早已被遗忘的杰作,建起专门歌颂某种单一风格的圣殿和(或)证明那些无名‘电影作者’的各式各样的艺术视角是正确的”。他还注意到,许多这样的活动都带有“虚情假意的夸张”(Sconce 1995:382)。事实上,当另类电影的影迷群体故意且带有煽动性地“认真对待”那些与好电影的传统标准不相符的电影时,这里面是含有讽刺意味的。

在某些方面,正是阿金图电影自身导致人们将其视为另类电影。阿金图本人并不是循规蹈矩的正统导演,他与恐怖类型片(在一些人眼里,这是低俗的文化形态)的关系以及他的电影古怪、复杂、破碎的叙事和突兀的风格,显然与好莱坞主流电影相去甚远。( 阿金图的电影主要以录像带、稍后才是DVD的形式进入市场——尤其在英国和美国——之后,它们与另类电影之间的关系更近了,因为正如斯康斯(1995)和霍金斯(2000)所言,比起影院观影,另类电影更依赖于通过视频资料的形式进行传播。)然而,阿金图的粉丝在写作时却有意回避了另类电影的讽喻手法和清醒的自我意识,反倒是一本正经地(即不带讽刺地)把阿金图当作伟大的电影艺术家,到处写文章并频频称其为“大师”。

导演主创论指的是以导演的视角看待大众电影,这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是一种非常前沿的电影研究方法。但是1970年代以来,它在学术研究领域基本已经过时了。这一理论只关注导演,将其视为电影创作的主要希望,完全忽略了电影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并且,导演主创论非常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艺术造诣,依赖艺术家通过作品来表达他/她的自我,现在看显然太老套了。近来许多关于作者论的学术论文,倾向于探索性地运用作者的特点,以此为手段去讨论更广泛的“非作者”话题;或者从导演与行业部门的合作入手进行研究(参见Hutchings 2001)。

的确,关于阿金图的学术研究都尽量避免把他视为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导演”,或者避免将其视为以自己的才华和独特艺术视角通过某种方式超越了行业限制的那种人。相反,他的作品被视为征候性的,是一扇通往主题和话题的窗户,这些主题和话题并不只属于阿金图一人。他们对阿金图电影中的那些奇观以及减缓叙事(narrative-retarding)的元素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在这里它们与一种手法有关,这种手法被认为系统性地颠覆了电影观众的位置,即无法继续作为可靠的性别观察者。换句话说,这些电影看起来反映出了电影剧情更广泛的尝试,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问题化了。于是,亚当·尼(Adam Knee)探讨了阿金图的作品是如何“强行混淆电影研究中所提出的恐怖类型片中的性别、权力及观影者关系的一般规律的”。而里昂·亨特也同样指出,阿金图的《恐怖歌剧》就“恐怖片的观影行为提出了颇具挑衅意味的问题”(Knee 1996:213;Hunt 1992:74)。泽维尔·曼迪克(Xavier Mendik)进一步分析了阿金图的《黑影》,指出这种用怪异的和难以理解(至少在影片开头处)的闪回打断叙事的手法,与弗洛伊德的“原初场景”(primal scence)( 原初场景,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特指孩子亲眼看见或根据某些迹象幻想、假设出来的父母性交情景,它通常被孩子理解为父亲的暴力行为,并由此产生“创伤”。——译注)理论存在某种联系,对剧中角色以及作为主体的我们与电影本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暗示:

杀手的创伤记忆又一次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在《黑影》中,对这一场景的不断重复和刻画贯穿全片,造成了一系列破坏,阻碍了叙事的发展。这些插入镜头表明主体试图努力克服、理解乃至战胜过去所造成的原始创伤。(Mendik 2000:10)

然而,对于粉丝写作来说,这些减缓叙事的时刻成为阿金图的导演技巧与掌控能力的明证。这引发了对于阿金图作品的讨论,认为不一定非要使用“艺术电影”这一术语来形容,但仍可尊其为艺术作品,判断标准在于这位艺术家—导演的作品是不是周期性发布和系统性出现的。正如大卫·波德维尔所言:

在艺术电影的文本中,作者符码(authorial code)是对古典主义规范(classical norm)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违背传统规则,即采取不同寻常的角度,过分强调镜头切换,采用禁用的摄影机运动方式以及缺乏现实感的灯光和布景。简而言之,任何因果关系导致的对电影时空动机的打破,都可以解读为“作者阐述”。(Bordwell 1979:59)

将阿金图的作品与“艺术电影”传统联系起来是有一定依据的。显然,他的电影不仅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准,充满了波德维尔在前文中提到的“非叙事推动的元素”;还包含大量对高雅文化、高级时尚以及艺术电影本身的指涉(阿金图的《夜深血红》明显受到了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Blow Up,1966]的影响)。很多学术批评都提到了这点,尤其是亨特,他认为阿金图的电影“在艺术片与剥削片的策略之间”摇摆不定(Hunt 1992:75)。粉丝书写却恰恰相反,它们似乎对探索“艺术”审美和商业利益至上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并不感兴趣,而是常常把阿金图的电影(以及一般的恐怖片)视为低俗文化或“糟糕的东西”。这些负面看法来自那些对恐怖片或阿金图漠不关心的个体和机构,尤其是一些主流评论家和英国的审查部门。有趣的是,在粉丝同人志《有血有肉》(In the Flesh)中有一篇恐怖片粉丝的文章,尖酸刻薄地表达了对英国主流电影批评的反感(而它正好被安排在一篇赞美阿金图的文章之后)。这篇文章有个讽刺性的名字——《巴里·诺曼教你写影评(恐怖片观影进阶指南)》(In the Flesh,2,1989:17)。诺曼多年来一直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主要影评人,经常被英国的恐怖片影迷认为对恐怖片怀有偏见。这份“巴里·诺曼的指南”包括如下“建议”:

切莫“真的”看电影,因为这些片子会毁了你的脑子……每周上一次电视,鼓动每个人都反对恐怖片……当你努力了半天却发现录像带和电影榜单上多数都是恐怖片的时候,想发火别忍着……坐下来,把斯蒂芬·金的小说用力扔到火里,再给玛丽·怀特豪斯( 玛丽·怀特豪斯(Mary Whitehouse),英国社会活动家,保守的天主教徒,强烈反对社会自由主义和英国媒体。她认为“这个国家的广播和电视宣扬无神论和怀疑论,让肮脏的东西流入千家万户”。她四十年如一日地与一些电视节目制作者、政客、流行音乐明星和编剧作斗争,认为正是他们将英国文化“冲进了渎神和污秽的下水道”。——译注)写封信……上床睡觉,梦见这些年你痛恨的所有导演都到家里来逼你看恐怖片,直到你的眼球爆裂……醒来后赶紧拜倒在乔治·罗梅罗的脚下,求他在《活死人的午餐》(他的下一部电影)里给你找份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阿金图的粉丝想说的恰恰是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好东西”,不这么认为的人,比如巴里·诺曼这类人,是有偏见的、错误的。

结论

本文概述了阿金图作品在英国的主要反应,指出了不同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不同的观念和话语,包括新闻媒体的影评,学术界和粉丝圈的看法。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特性、历史和议题。对阿金图的粉丝来说,最想做的肯定是提升他作品的文化地位。考虑到学术性的“邪典理论”(cult-theorizing)格外强调边缘身份,我觉得有趣的是,从阿金图粉丝的文章中根本找不到他边缘身份的证明。恰恰相反,当阿金图的边缘性特质曝光之后,引发了很多怨恨,而英国的审查部门和批评家则是怨恨的主要对象。

相反,当下学术界对阿金图的关注可以视为对一个更广阔领域的关注的一部分,而这些文化领域过去只属于粉丝圈。尽管本文没有详细探讨这些学术研究,但可以看出,不仅学术界对阿金图的关注与粉丝对他的关注不同,学术界本身对邪典文化的反应也普遍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和多样。激发出这种对于邪典文化的迷恋的动机是多种多样且相互作用的,它包含着通过对“边缘”文化的审视来质疑文化或批评规则的愿望;对历史包容性的承诺(即把之前批评史上忽略不计的素材包括在内);或者对某人自己的粉丝圈为其撰写的挑衅性传记予以承认,还常常伴随着某种不安,即如何将其与学术研究联系起来。

很难将粉丝的做法和学术研究的方法结为一个整体。它们虽然都与边缘文化领域相关,但对“边缘”的定义和看法却千差万别。而且正如前文所说,对“边缘”的理解因民族—语境而异,一些欧洲类型片的“外来性”本身在国外市场中就已经是边缘的了(我“不说意大利语”的身份阻碍了我去探查阿金图的意大利粉丝的反应。如果能将英国的情况与此对比,再加上那些美国版本,揭示出对于外国事物的异域特征的迷恋,将会非常有趣)。邪典文化来自某种人为建构的东西,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电视节目、其他文化文本以及对这些文本的反应的连接,这里唯一的共同之处,有时候似乎是某人在某地赋予了它们一个“邪典”的名号。显然,粉丝圈、学术界及市场对邪典对象的兴趣日渐浓厚,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以更为地域性的视角去考察某类邪典文化——就像在阿金图的案例中那样——就会发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的反应的特殊性,并不恰巧适合邪典反应实际所需的更为普遍的概念。这似乎可以看出,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中,虽然关注邪典对象非常具有生产性,能将那些曾经缺席或处于边缘地位的文本和反应带入大众视野,但对这些对象和反应的进一步考察却必然会将这项研究碎片化。从这个角度看,将任何电影或电视节目归为邪典,只是理解它的开始而非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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